“天下大治的情況太難得”

　　胡鞍鋼心裡深藏著“中國夢”。

　　在1991年《中國：走向21世紀》一書的自序中，他這樣書寫自己的報國情懷，“作為共和國承前啟后的一代，我的個人命運始終與民族的興盛與衰敗、國家的光明與黑暗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為中華民族的繁榮、祖國的強盛，既是我人生之路的目的，亦是我學術研究之宗旨。”

　　作為50后，他經歷了大時代背景下個人命運的沉浮輾轉。這其實也是這一代學者的特別之處，因為等60后進入青春期時，高考已經正規化。從此之后，成長才開始有規律可循。

　　1969年，16歲的胡鞍鋼和北京十萬知識青年一起奔赴北大荒農墾，開始他十年的“社會大學”。他干了七年的農工，也當過炊事班長、排長和副指導員。而后又被調到華北冶金地質勘探隊，出沒於窮鄉僻壤、跋涉於山川溝壑，經歷了兩年異常艱苦的勘探工人生活。

　　生活艱辛單調，前途晦暗不明。即便如此，胡鞍鋼始終沒有放棄讀書自學。他窮盡一切可以找到的文史哲書籍，珍惜每一個勞動的間隙。讀紙質的書，也讀中國社會這部“天書”。中國農村的貧困落后，中國農民的艱辛困苦，也引發了他對中國為什麼“一窮二白”的長久思考。

　　這是他有志於國情研究的重要原因。胡鞍鋼說：“這段生活讓我感受到了中華民族生存與發展的真正含義。”

　　1977年7月，鄧小平提出了恢復高考的設想，為那一代人提供了改變命運的機會。鑽探工人胡鞍鋼找到了大隊黨委書記，“我要考大學。”

　　對方有點困惑，勸他想清楚。理由是胡鞍鋼很可能列在漲工資的名單上了，這是中國1957年之后20年來第一次漲工資。

　　月工資42塊錢的二級工笑道：“漲工資我可以讓給別人，請給我一次考大學的機會吧。”

　　河北礦冶學院（今河北理工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次年三月初才送到在野外勘探隊工作的胡鞍鋼手上。25周歲的大齡青年慶幸自己開始了第二次青春，最終還是走上了實現“中國夢”的知識報國之路。

　　這十年的生活對於胡鞍鋼的影響顯而易見。無論是給清華本科生開課，還是對中央國家機關司局級自主選學班講座，胡鞍鋼都會專門提到“文革”話題。“天下大治的情況太難得，太應該珍惜。”

　　他對國家發展的各種預測都有一個總前提，那就是社會環境長期穩定。“我與俄羅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同行交流兩國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談到改革初期中國的工業遠不如蘇聯，而現在已經是世界第一大工業生產國、工業品出口國的時候，他們感慨萬千。說，除了一些資源性像石油、天然氣這樣的能源產業之外，俄羅斯的工業體系受到了嚴重的破壞，遠超過第二次大戰的破壞，現在的工業產出隻相當於1991年俄羅斯工業總產出的88%。”

　　在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之春”已演變成為“阿拉伯之亂”。剛剛從埃及回來的本報攝影記者問胡鞍鋼，埃及經濟社會的亂象何時能平復，五年可以麼？他搖搖頭：“五年？那太僥幸了。”

　　中國要在穩定的前提下討論改革。胡鞍鋼說：“改革現在正處於一個關鍵的階段，也是一個焦灼的階段。”他認為改革下一步必須要對現有既得利益進行調整，而調整利益受損者與受益人之間的關系復雜而艱難。

　　他舉例子，“1994年我去貴州畢節，它當時的水價就是9毛4，北京當時可能才幾分錢。這合理麼？這二者應該調過來才對吧。稀缺資源價格扭曲，改革就要調整。”他的批評后面肯定會跟著建言，“我們的政策建議是逐漸提高稀缺資源價格，直接增加對低收入人群的補貼，補貼到基本需求。避免其他的人群也搭便車。”

　　當然，這影響不了胡鞍鋼的樂觀，他近期的研究和計算仍然顯示了中國社會的活力。其中有一條是對中小企業的描述：“主要要素價格基本放開，各類型企業充滿活力﹔私營企業利潤增長率去年最高，超過國有企業。”這與輿論中中小企業資金鏈斷裂、生存艱難的情形相去甚遠。

　　大概不止一次被問及這個差別，胡鞍鋼一言蔽之，“不要隻見樹木，不見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