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議會在三五年后納入決策層視野”

　　胡鞍鋼、王毅代表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執筆的《生存與發展》，發表於1989年，有人評價為胡鞍鋼的“開篇之作”、“成名之作”。

　　當年，與“摸著石頭”改革的步伐相伴隨，各種政策咨詢機構應運而生。自1986年起，還是中科院自動化所博士生的胡鞍鋼開始國情研究。他與小組中的不同領域的科學家協同創新，率先將定性與定量、專家經驗與數理統計、歷史、現實與未來預測、國內情況與國際環境相結合的分析方法引入了國情研究領域。

　　在經濟增長成為第一要務的上世紀80年代，這份國情報告提出了中國將面臨的四大危機：人口、糧食、生態環境和農業資源。在危機分析的基礎上，胡鞍鋼與合作者給出了若干結論——非傳統（指西方）現代化發展模式，低度消耗資源的生產體系﹔適度消費的生活體系﹔保証社會效益與社會公平的社會體系﹔合理開發利用資源，防止污染，保護生態平衡等。

　　在這篇報告中，他們首次提出了“持續發展”戰略。“當時對中國發展有種錯覺，以為隻要一改革，就什麼問題都解決了。以為中國的現代化可以速勝。”胡鞍鋼說，“實際上，現代化需要不斷積累的技術進步、結構轉型等等。”

　　《生存與發展》也引起了包括鄧小平在內的決策層的高度關注。1991年，北京電視台以《生存與發展》為藍本制作的國情電視片，引起社會強烈反響。

　　1989年8月，胡鞍鋼與他的同事又完成了題為《生態赤字》的國情報告，延續了“持續發展”的基本思路。在這份報告中，胡鞍鋼用近乎嚴厲的語氣預警，生態問題將是21世紀中華民族生存的巨大危機。如果不迅速採取重大的可操作性措施，逐漸緩解生態破壞的壓力，那麼不斷增大的生態赤字將成為影響民族未來生存與發展的最大危機。

　　他希望中國能充分利用后發者的優勢，避免重蹈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這一理想化的結果現在看來並未達成，但報告在綠色發展問題上起到了一種“啟蒙”的作用。2010年瑞士日內瓦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波羅（Paolo Urio）在評價這份國情報告時稱：胡鞍鋼等能夠在20年前向中國領導人發出嚴重的“生態赤字”預警是具有十分遠見性，使我們（這些外國人）看到了中國綠色發展戰略最初的思路，它是符合中國國情的。

　　“綠色發展”至今仍是胡鞍鋼國情研究的重要關切。在最近演講中，胡鞍鋼使用了這樣的比喻：在創新發展模式上，中國必須由“黑貓”變成“綠貓”，由黑色發展變為綠色發展。

　　哥本哈根會議之前的兩年，他寫了12份《國情報告》呈送有關決策部門。包括《中國應當公開承諾國際減排義務》以及《我為何主張公開承諾減排》等。同時，他還是國際能源組織撰寫《2009年全球能源展望》報告的國際顧問。

　　他曾在生態問題上一語成讖，但這並沒有影響他對中國綠色發展的樂觀態度。《2020：一個新型超級大國》的預言之一，就是中國8年后將建成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在批判現實的基礎上持“中國前景樂觀論”，在獨立研究和與政府良性互動間保持平衡，這是胡鞍鋼的“標簽”。

　　有媒體評價，解讀中國政策走向最好去看看胡鞍鋼的國情報告，他的提議會在三五年后納入決策層視野。這種影響力不僅來自於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預測，也來自於他對中國政治生態的深刻洞察和敏銳直覺。

　　1995年，胡鞍鋼撰寫了一本名為《中國下一步》的著作，分析后鄧小平時代中國將面臨的重大政治經濟挑戰。“當時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中國下一步怎麼走，關鍵變量在鄧小平。”胡鞍鋼對記者回顧，“相對於人事安排，我的書傾向於討論制度安排。領導人交替的關鍵在於如何通過制度建設實現平穩過渡。”

　　書中討論了中央和地方關系、軍隊和國家的關系、發達和欠發達地方的關系、經濟增長和經濟穩定的關系，並直言了其中掣肘之處。他堅決反對軍隊經商，將其形容為“建國以來自毀長城的重大失誤”。

　　因為涉及內容十分敏感，1995年該書在大陸出版時，有關“軍隊經商”的內容被全部刪除。但不到3年，即1998年中共十五大之后，中央明確叫停了軍隊和武警部隊的經商活動。

　　“平穩過渡”與“制度安排”仍是胡鞍鋼現在國情研究的關鍵詞。十八大之前，他所帶領的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先后編發了17篇《國情報告》，為十八大報告提供重要觀點和建議，也為中央領導集體新老交替的“三化”（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提供了歷史背景、歷史經驗和歷史邏輯。

　　他是中國目前能影響國家決策的少數學者之一。有人在微博上這樣評價：“中國經濟正在經歷激動人心的變革進程。在這個過程中，既需要縱觀全局的戰略思考，也需要貼近現實的密切跟蹤與記錄。歷史藏於細節之中，在宏大的敘事與細節結合方面，他（胡鞍鋼）的觀察比較靠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