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很容易，建言很難，把建言變成政策更難”

　　軍隊經商的深層根源在於中央財政吃緊。而中央財政問題的解決思路，來自於胡鞍鋼與合作者的另一份國情報告。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國的中央財政已經走到懸崖邊。無論是財政收入佔整個GDP的比重，還是中央財政在財政收入中的比重，都在迅速下降，並處在新中國的低點。這期間，甚至發生過兩次中央財政向地方借錢，並且借后不還的情況。“弱中央”狀態直接導致的結果是社會保障、基本建設、基礎研究和國防資金嚴重匱乏。

　　還有更深層的恐慌。“強地方、弱中央會有什麼危險？蘇聯解體，一分為十五，南斯拉夫解體，一分為五。”胡鞍鋼說，“20年前我們處在經濟轉軌的十字路口上，中國要避免這樣的悲劇。”

　　1993年他人在耶魯大學，和另一位政治學家王紹光一起撰寫了一份《國家能力報告》。研究了改革以來中央和地方的財政關系，並提出了解決思路。這份報告被認為直接促成了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地方和中央開始按稅種劃分收入來源，影響全國、稅源集中、收入較大的稅種被收歸中央。

　　“王胡報告”產生了巨大的后續效應。中央和地方的關系開始發生逆轉，地方特別沿海發達地區反對聲浪鋪天蓋地，基層稅務部門公務員們開始面臨命運的賭博——到底是去“國稅”還是“地稅”？傳媒報道，高層調閱，業內廣泛討論。時人文章曾評論其“真可謂舉世矚目。”

　　來自學界的爭論和批評聲浪很高。在一次面對面地研討中，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張曙光研究員批評“王胡報告”推崇的“強（中央）政府”，會造成國家權力的膨脹和對個人經濟自由權利的侵害。除此之外，胡鞍鋼面對的批評還有“用集權分權來解釋國家能力問題過於簡單化”、“有國家萬能論的味道”、“照搬西方國家模式做參照系”，等等。

　　分稅制改革已經既成事實。今天檢討它近二十年的運行過程，主流的結論是“發揮了一系列正面效應，也積累了一些問題”。但這份報告背后的學理分野現在反而更加醒目，有輿論認為，圍繞“王胡報告”的爭論是“新左派”和“自由主義者”的一次大規模交鋒。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正是這類交鋒勾勒了兩個政治坐標系的輪廓。

　　“新左派”的標簽是推崇中國模式、國家主義﹔反對庸俗市場經濟理論，認為市場應受政府規范調節﹔提倡人民主權，重視社會公平和弱勢群體權益。除胡鞍鋼外，人們認為這一派別還包括他的合作者王紹光，以及在他隔壁辦公的另一位政治學學者崔之元。

　　2011年在新書《人間正道》裡，胡鞍鋼重新討論了蘇聯解體的結果：“許多蘇聯自由化的鼓吹者原本想通過制度休克，與資本主義的自由世界接軌。幻想通過驚險一躍，搖身一變為美國那樣的一流國家。幻想破滅之后，俄羅斯不得不面對淪為世界二三流國家的殘酷現實。”他認為前蘇聯解體之路已成為中國的反面教材，“中國崛起的根本優勢是制度優勢”。

　　在接受紐約時報上海分社的採訪中，胡鞍鋼駁斥了“國進民退”的說法。他認為“國進民退”是一個偽命題，因為它隱含的前提是零和博弈。這個命題來自於感覺，缺乏客觀的全面的統計數據支撐和專業化分析。這二者在他看來是下任何結論的基礎。

　　這些論述都被看做有明顯的“新左派”特點，但胡鞍鋼不以為然：“我並不認為自己是這個派或那個派。我是實事求是派，是務實派。我特別推崇鄧小平務實的作風，應該像他一樣考慮中國的大思路、大戰略。充分將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有機結合。”在採訪中，他數次引用毛澤東和鄧小平的言論，每一條都能說出具體出處。

　　他的見解立場感明顯，對中國道路的信心顯而易見。然而推崇中國制度、中國道路的胡鞍鋼恰恰也是中國體制弊端最嚴厲的批評者之一。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研究主任李成博士曾這樣評價，“在推動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和保護弱勢群體利益的方面，胡鞍鋼比這些（中國模式的）批評人士更加具有遠見以及影響力。”

　　比如，他相當看重國企在中國參與世界競爭中的特殊作用，認為以國企為代表的中國的崛起已不可逆轉。“中國的政治文化要求中國必須走自主性的道路，這樣一種自主性決定了中國必然發展國有企業，作為后發國家，依靠私營企業很難與歐美日跨國公司比拼。”

　　但與此同時，他也是國企壟斷、行業壟斷、行政壟斷的批評者之一。“壟斷就是一種腐敗，反壟斷就是反腐敗”，是他的著名論斷。

　　早在1998年，他就曾直言不諱地給出這樣的批評：我們認為，當前中國社會形勢極其嚴峻，再次進入社會不穩定時期，其突出表現為：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結構調整﹔大規模的“下崗洪水”和“失業洪水”﹔顯著的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基尼系數快速增長﹔嚴重的腐敗及其巨大的經濟損失﹔大范圍的生態環境破壞。

　　他對中國社會現狀有清晰深入的把握。胡鞍鋼的樂觀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變得有分量。

　　“批判很容易，建言很難。把建言變成政策更難。”胡鞍鋼並不避諱對自己的正面評價，“我覺得我基本做到了這一點。”同時，他也不忌諱其他學者對自己的批評，坦然地向記者推薦他的批評者，哪個問題可以去看一下哪位學者的文章，“從另一個角度了解一下。”

　　目前他致力於“變成政策”的建言，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1995年他就和王紹光、康曉光提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理念﹔1997年他與另一位學者鄒平又進一步細化了這一思路。這一思路在制定“十一五”規劃被確立為基本國策。現在國家“十二五”規劃已確立了基本公共服務九大方面，並專門制定了專項規劃。

　　從創意建言提出到最終成為國策，大約用了十年時間。“從社會科學成果轉化為社會生產力的角度看，還算比較快的。”胡鞍鋼說，“我並不是在強調這個概念是我首創的，是否有目的地將這些思路變為國家規劃、公共政策，然后讓人民受惠，這才是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