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以史為鑒有自我反思

遼寧日報：就中國當下的形勢和問題而言，《舊制度和大革命》能為我們提供什麼啟示？

辛 鳴：讀歷史書往往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個人比較關注的是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要警惕經濟繁榮可能帶來的社會危機。今日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成就很大，但是社會狀態卻並不讓人欣慰，甚至有些矛盾問題還很尖銳很激烈。我們有很多黨員干部對此感到委屈，甚至認為是有些老百姓昧著良心說話做事，於是對托克維爾書中講的“繁榮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很有認同感。這確實是托克維爾書中一個很有見地的觀點。經濟的繁榮必然要求政治和社會相應進步。如果經濟發展了，但政治文明和社會進步跟不上，爆發矛盾與沖突是遲早的事。其實鄧小平晚年也講過類似的話：“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對此，我們正確的做法是在政治發展、社會發展上下大功夫，而不是因噎廢食停滯不前。

第二，要通過限制特權來化解社會情緒。大革命前的法國貴族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已經完全不承擔事務與責任了，可是其免稅、免役、盤剝農民等等的特權卻有增無減，變本加厲。托克維爾在書中講道：“擺脫了這幫人，另一幫穿黑袍的人又出現了，而且奪走了他的收獲的絕大部分，請設想一下這位農民的處境、需求、特征、感情，並計算一下，若你能夠的話，農民心裡郁積了多少仇恨與嫉妒。 ”在今日社會主義的中國社會，在人民當家做主的意識已經深入人心60余年的背景下，如果我們一些人依恃特權趾高氣揚、為所欲為、不思收斂，就會引發群眾情緒上的反感甚至出現行動上的反對。十八大以來我們黨轉變工作作風，出台八項規定，就是解決這一問題的很重要的舉措之一。

第三，謹防基層官員濫用權力成為社會問題爆發的導火索。托克維爾在書中描寫了當時法國社會官員中最下層的稅收員的行為，可謂入木三分。 “在那些高居人民之上的人面前是那樣溫良恭儉讓，當他對下層階級尤其是對農民下手時，卻常常是冷酷無情，並且總是猝不及防”。 “他們是犧牲品，但同時又以暴君自居，並且甘之如飴”。我們不主張簡單比附，但是這樣的描述在今日中國社會並不是完全沒有影子。現在中國社會干群關系緊張的爆發點往往在縣以下，這與我們的干部結構和分工有關系，最大多數的干部要在縣鄉這一層面與群眾直接面對面。但正因為如此，他們的行為規范尤為關鍵，因為在群眾心目中他們就是黨委和政府。可是體制運行模式和利益結構壓力又使得他們的行為往往很難規范，權力運用往往容易失當，很有可能在一件小事情上就引燃社會中已經潛存的怒火。因此，對這樣的問題我們應該予以高度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