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各种研讨会，印象最深的不是专家们的高见，而是他们都喜欢说一句话：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果断，不要被网上的言论所绑架，不要被民愤牵着鼻子走。

比如，参加一个社会保障的主题论坛，谈到延迟退休和事业单位的改革时，有专家义愤填膺地说：有些改革早就该推行了，不能因为网上一反对、舆论一批评，政府立刻就退回不改了，这种息事宁人和缺乏决断力，不是应有的改革态度。参加一个关于资源价格调整的研讨会，专家也是忧心忡忡：中国的资源价格太低了，必须涨价；每次一说要提价，舆论就反对，舆论一反对，涨价的议题就被搁置了——事实上，只要涨价，舆论必然会反对，政府总这样被民意绑架，什么改革都推行不下去。

这类专家观点我很认同，官方在很多问题上确有被民意和网愤所绑架的倾向，因此使一些应有的改革寸步难行。政府决策应尊重民意，但又不能被其绑架和裹胁：一方面，民意不是唯一的参考因素，在很多问题上正当程序比民意更重要，民主才是一种正当程序；另一方面，民意并非一定就是正确的，其中有很大的非理性成份，情绪化和民粹化的声音有时甚嚣尘上。政府的民主决策应该排除各种法外力量的干扰——长官的意志、行政权的左右、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当然也包括这种网络情绪和愤青舆论。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政府失去了应有的决断力呢？

首先在于，在贫富差距拉大的语境下，这种民粹情绪和网愤的力量，成为一种越来越强势的舆论力量。这种情绪站在“我反抗我正义”的道德高地上振臂一呼，在民间很有道义感召力和凝聚力。尤其是这种情绪经由网络发酵和放大后，很容易变成一种来势汹汹无坚不摧的声浪，遮住理性的声音，成为改革的阻力。没有一个政府不头疼于这种汹涌的舆情，“怕事”的官方有时只能选择息事宁人搁置争议。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政府本身在很多改革上缺乏足够的制度自信和程序自信。政府在一些改革问题上之所以选择“屈从”网络民粹，并非真的站在民粹那边，改革也是应该的，可政府本身的改革程序并不正当。比如资源产品如水和电的涨价，本来都该涨，可很多时候涨价的听证会形同虚设，垄断国企成天喊亏损，却不把成本清单向社会公布——这就为民意抵制涨价找到了一个有力的借口。本身程序不正当，就无法自信地摆脱民愤绑架，进而推行理性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