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进入90年代，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与此同时，收入差距（包括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甚至出现两极分化现象。分配问题越来越突出起来，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势必造成社会矛盾激化，影响社会稳定。所以，邓小平在晚年十分重视分配问题。他指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战’。”

他还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余，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接着他提出，随着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比如刚才讲的分配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邓小平晚年在分配问题上有几点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第一，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倡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到了晚年，随着经济的发展，他强调要实现共同富裕。他认为，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注意这个问题，社会矛盾就会发展起来，尖锐了是会“打内战”的。邓小平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总是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他们并不会自发地、主动地帮助还处在贫穷状态的人，先富帮后富，需要党制定和贯彻正确的政策才能实现。第二，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认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不应该出现两极分化，甚至不应该出现百万富翁。到了晚年，随着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和壮大，他改变了看法，提出“两极分化自然出现”，需要从政策上认真对待，采取各种措施予以解决。他不是回避问题，而是面对现实，要求积极解决问题。第三，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虽然提出要防止两极分化，但那时两极分化现象还只是一种可能性。到了晚年，他清醒地看到已经成为现实的两极分化现象的严重性。他认为，应该把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提上日程了，他把能否解决两极分化问题上升到改革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滑向资本主义的原则高度，指出如果改革的结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

这些富有远见的思想，充分表明邓小平始终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密切关注改革实际进程，不掩盖问题，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及时提出解决矛盾的方案。他这种鲜明的阶级立场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在分配问题上，要说“与时俱进”的话，邓小平是一个典范。

邓小平充分估计到了解决分配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指出解决分配问题比解决发展经济的问题还要困难。这就要求我们认真研究当前面临的分配不公的原因，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地制定分配政策，妥善解决分配领域出现的矛盾。然而不得不承认，目前在理论界以及实际工作中，往往对分配领域中出现的社会矛盾采取“鸵鸟政策”，回避问题。例如，客观上存在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现象，有人却不承认有剥削，不按照党的政策捍卫工人的利益，积极地解决劳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发展，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有人却玩弄一些统计数字，极力否认我国存在两极分化，无视两极分化带来的社会矛盾；目前分配领域已经暴露出众多矛盾，有人却打着效率优先的旗号，不注意甚而不愿意去解决这些矛盾，只是埋头于经济建设，仿佛只要经济发展了，“蛋糕做大了”，这些矛盾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如此等等。这些想法和做法，只会使社会矛盾积累下来，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我们应该以邓小平为榜样，深入社会实际，调查研究，正视并妥善解决社会矛盾。只有这样，才能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

为了正确认识和解决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从理论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分配的基本原理，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研究一些重大的问题。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56、135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