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认识两极分化问题

谈到当前我国的分配问题，经常会提到两极分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没有两极分化？至今众说纷纭。有人不承认有两极分化，认为如果承认有两极分化，就是否定改革，他们甚至玩弄统计游戏，把城乡分开计算基尼系数，得出结论，我国基尼系数并不高，认为主要问题是平均主义，要警惕“杀富济贫”。显然这种论调是粉饰现实、赤裸裸地为暴富的资产阶级进行辩护，因而为人们所不齿。大多数人则认为我国两极分化已经十分严重，他们也用基尼系数来说明问题，提出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仅为0.16，而2003年达到0.458。有人估计，我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53或0.54，大大超过国际上公认的、基尼系数为0.3—0.4的“社会失衡临界点”，接近“社会动荡临界点”。他们大声疾呼，解决两极分化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也有人说，会不会产生两极分化，取决于工作，工作做得好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然而一般谈论两极分化问题的文章，大多停留在揭露分配领域中的不公现象，解决两极分化问题的思路往往也只是停留在再分配领域采取某些措施。

在研究两极分化问题之前，必须分析两极分化的实质，了解两极分化这一概念的内涵。两极分化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时提出来的论断

一般来讲，人们在使用“两极分化”这一概念时，指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的积累。马克思最早科学地分析了这种社会现象的根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章第23章中深刻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他指出：“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来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正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 “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两极分化是资本与劳动对立所产生的社会现象，因而它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反映。如果把两极分化仅仅看作是财富分配的不公平，仅仅看作是分配问题，那么，这种认识只是停留在现象的表面，而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马克思指出：“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 劳动和资本的两极对立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财富与贫困的两极对立则是资本与劳动对立的表现形式。因此，只有从分析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入手，即只有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才能把握两极分化的实质。

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根源于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私有制是产生两极分化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并不是任何私有制都会导致一极财富的积累，另一极贫困的积累这种社会现象的。且不说个体所有制，即使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生产资料所有者追逐的是使用价值的消费，这在既定历史条件下总是有一定限度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不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一方面，资本追逐的是价值的增殖，价值是无差别的，价值的增殖没有任何界限，所以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就有榨取剩余价值的无限的冲动，他不断地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以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这就造成财富越来越多地集中在资本家手里，只要有可能，这一过程会是无尽头的。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积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相对地、有时甚至绝对地减少，由此形成相对过剩人口即产业后备军。大量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又使得资本家有可能压低工人的工资，加强对工人的剥削，从而使无产阶级贫困化，造成贫困在劳动者一极积累起来。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而资本的积累又加强了对工人的剥削，从而造成财富与贫困两极分化越来越加剧。

可以说，两极分化是以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它是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表现。只要存在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两极分化就是不可避免的。只有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才有可能消除两极分化这种社会现象。邓小平把消除两极分化列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其理论根据也就在这里。

两极分化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资产阶级学者从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需要出发，不能也不愿意揭示两极分化背后的阶级对立，因此，往往用收入的差距、生活富裕程度的差异（例如基尼系数）来说明两极分化这种社会现象。无疑，像基尼系数这类指标，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反映社会上贫富悬殊的状况的。但是，第一，它只是停留在现象的描述上，而没有透过这种现象揭示出事情的本质，没有找出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第二，这类指标没有阶级分析，在按收入水平、生活富裕程度划分不同集团时，把在社会经济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不同阶级混淆在一起，从而掩盖了阶级矛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