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政府不认真地对待权利，那么它也不能够认真地对待法律

　　大学时初读《认真对待权利》，鲁楠并没有读懂。他说自己那时对权利的理解还停留在民法课老师所定义的概念：利就是利益，权就是能力，权利就是有能力兑现自己的利益。

　　“这话对不对呢，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对的。但在一些涉及到人之为人的底线问题上，利字后面还应该有一个义字，这种道义性权利应该牢牢地扎根在一个国家的价值观里，不动不摇。”对鲁楠来说，权利这个词的概念问题已经想通了，但在现实中发生的一些问题却似乎很难从德沃金的书中找到答案。

　　“很混乱，很多的合理权利诉求没法得到承认，很多的不合理权利诉求也没有被有效地厘清。”在高鸿钧的办公室里，年轻的鲁楠无奈地说，“权利像口号一样被我们成天挂在嘴边，却似乎无从落实。”

　　坐在一旁的高鸿钧接过话茬：“我们究竟是更相信权利还是更相信权力？”

　　在他看来，当今社会的一个畸形状态是，依靠权力解决问题成为最方便的路径，如果权力不行就比狠斗勇，谁狠谁就有奶吃。相反，越是在权力格局里没有位置的弱势群体，越是特别愿意钻研法律，研究权利，“他们其实不是信这个，而是没别的招了。”

　　鲁楠又想起德沃金。在德沃金的学术生涯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几乎成了他的一个“出气筒”。他多次撰文批评最高法院，甚至曾以“拷问罗伯茨法官”这样激烈的用语作为文章标题。2012年，德沃金在《纽约书评》发表了5篇文章，几乎无一例外地批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直到他因白血病去世前4个月，他的最后一篇文章仍然是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试图收回之前2003年的一项有助于有色人种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案例”作出批评。

　　然而，当有人绝望地认为最高法院已经失去价值的时候，德沃金又会毫不迟疑地站出来替最高法院辩护。他认为，无论何时，都不能够放弃最高法院。

　　“因为德沃金认为司法的功能无可取代。”在鲁楠看来，上个世纪60年代的美国无疑动荡不安，但之所以这个国家能走出那段困难时期，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将很多重大的社会问题以司法化的方式解决，这就使政治问题变成权利问题，以技术化的方式避免了极端的社会冲突。

　　而就在这本书“认真对待权利”这一章的最后一段，德沃金写道：如果政府不给予法律获得尊重的权利，它就不能重建对法律的敬畏。如果政府忽视法律与有秩序的野蛮之间的区别，它同样不能重建人们对法律的敬畏。如果政府不认真地对待权利，那么它也不能够认真地对待法律。

　　德沃金去世后，鲁楠看了好几篇关于他的讣闻。但他认为有的评价对德沃金来说“过誉了”。“在美国，他的观点已经谈不上新鲜。”鲁楠说，但这并不一件坏事，“因为那个曾经鲜活的时代精神，已经很大程度上进入平常人的生活了，它不再是支票，而是现钞。”

　　“但德沃金对于当今中国却适逢其时。”鲁楠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