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必须表现出，他们有能力理解权利的含义，而且要保证在原则执行过程中，他们绝不会横加干涉

　　2010年冬天，鲁楠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恰巧赶上德沃金的一次演讲。

　　鲁楠记得，演讲在哈佛大学最大的报告厅里举办，几乎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老师都早早来到现场，占据了靠前的位置。他注意到，《公正》一书的作者桑德尔坐在前排，将近80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也佝偻着腰来到现场，就连德沃金最大的论敌、批判法学的领军人物邓肯·肯尼迪也没有缺席，他选择坐在桑德尔旁边。

　　这时候的德沃金已经79岁了，他穿着老派的西装，在妻子的搀扶下走上台。他用有点微弱的声音开始了他的演讲：“古希腊的诗人阿奇洛库斯有一句名言，狐狸知道很多事，但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价值便是这件大事。”这一天，他带来了自己的最后一部作品，作品的名字正是《刺猬的正义》。

　　这是属于德沃金的做派。他并不介意美国前副总统安格鲁将自由主义者对于个人权利的关心比喻为扑向国家这艘航船的飓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里，他反对政府迫害和平抗议人士，力挺美国平权运动，批评侵犯公民隐私权的《爱国者法案》。他不介意发出不和谐的声音，并且向来如此。

　　“9.11”之后，德沃金看到美国军队海外虐囚、小布什政府无限期监禁恐怖分子嫌疑犯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他第一时间写了一篇题为《恐怖主义与人权》的长文。

　　在文章中，德沃金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小布什政府的功利主义选择：人权的领域没有护照。当我们无视受害者人权的时候，我们也放弃了自己的尊严。面对危险而牺牲自尊是一种特别可耻的怯懦，在权利和安全之间进行平衡的隐喻极具误导性。一种不同的隐喻会准确得多，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安全与我们的尊严之间进行平衡。难道现在我们如此惊恐，以至于我们的尊严不值一钱了吗？

　　德沃金在纽约大学的同事虞平记得，在一次座谈会上，德沃金回答了别人对于他时时保持批评姿态的质疑：“我们是知识分子，批评是我们的本职工作。社会花了很大的代价来请我们做这份工作，如果我不去批评，那就是我的失职。”

　　他还在书里这样写道：由多数人投票产生的官员会对权利的定义有一个自己的见解，而这种见解将会决定他们的行为。毋庸置疑，这些官员会对少数派提出的权利诉求表示不满，这就意味着他们在面对手中的权力时要更加审慎。他们必须表现出，他们有能力理解权利的含义，而且要保证在原则执行过程中，他们绝不会横加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