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权利之所以具有非常的重要性，是因为对它的侵犯会触犯人之为人的尊严——还有什么比这更加重要呢？

　　1998年，“依法治国”被正式写入宪法的前一年，《认真对待权利》这本书第一次进入中国。高鸿钧是当时的编委会成员，他清楚地记得，引入此书的初衷就是“启蒙权利意识”。而在2000年初，受这本书的启发，高鸿钧还参与到了另一本本土著作的编纂，叫做《走向权利的时代》。

　　这在当时的舆论界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有人提出，“不是义务时代吗，怎么还走向权利时代了呢？”还有人提出，“人人都要权利，乱套了怎么办？”更极端的批评，则将这种判断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

　　十多年后，当高鸿钧的学生鲁楠再次讲授《认真对待权利》这本书时，已经很少有人对“权利”一词的合理性提出质疑。“所有人都在用这个词，也喜欢用这个词，乌坎的农民用这个词，被拆迁的钉子户也用这个词。”鲁楠表示。

　　课堂上的情形也印证了他的判断。尽管手捧的是一个美国人发表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旧作，但学生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却是户籍制度、异地高考、强制拆迁这样的中国现实问题。

　　这让鲁楠想起了德沃金经历过的时代。1967年，德沃金的第一篇成名论文《规则的模式》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那一年他只有36岁。这个戴着大眼镜、留着一头金发的年轻人所处的美国，正在发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在马丁·路德·金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参加抗议活动，要求结束对黑人的不公正待遇；一群以姐妹相称的白人妇女，开启了一项争取两性平等的妇女解放运动；在白宫外面，几乎天天都有反对政府强制青年服兵役参加越战的示威活动。

　　也正是在这个民权运动高涨的时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做出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判决。在1954年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中，它宣布公立学校中的黑白种族隔离制度违反宪法；在1966年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中，它裁定警方羁押当事人必须告知其拥有某些权利，包括请律师的权利，这被称为“米兰达警告”。

　　在鲁楠看来，德沃金所做的，正是对这些美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给出理论回应。

　　“政府是否尊重公民的道德和政治权利？政府的外交政策，或者它的种族政策，是否同这些权利背道而驰？权利一直受到侵犯的少数人，是否有权利违反法律以作为对这种侵犯的回应？”在书中的“认真对待权利”一章中，德沃金开门见山地发问。

　　在他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法律是一套既定的规则体系，它的运转与道德伦理并无直接关系。而政府的使命就是依据功利主义原则，在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之间计算利益得失，并给出中间道路。

　　但德沃金毫不留情地向这些理论发起了冲击。他相信，在政治和法律制度的背后，应该有一种“不可克减、不可动摇”的道德性权利，它能反映出立国的基本共识与宪法精神。

　　他打了这样一个比方来阐释自己的权利界定：如果政府为了公共利益将一条街从双车道改为单车道，那么它这样做没有错。但如果政府取消保障言论自由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即使它深信剥夺言论自由对大多数人的境况可能会更好，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也是可耻的。而这种权利之所以具有非常的重要性，是因为对它的侵犯会触犯人之为人的尊严——还有什么比这更加重要呢？

　　在德沃金的书里，曾有一段精彩的比喻很受欢迎：在打桥牌时，一旦人们选择亮出“王牌”，便会大过牌面上的其他任何点数。铭刻在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便被德沃金视为超过所有政治理由的“王牌”。

　　在中国的课堂上，这个比喻也激起极大共鸣。在一次讨论拆迁问题的时候，学生们几乎有着清一色的共识：在某一时刻为了所谓的集体利益而牺牲被拆迁者的权利，是不可以接受的。

　　这让生于1980年的鲁楠想起，自己的成长中曾深深刻着集体主义的烙印，一切都要求整齐划一，连各家的装修都差不多。在那种文化氛围下，几乎很难找到个人的位置。在大学刚接触“权利”这个概念的时候，也有不少同龄人表达过“权利要是爆炸了怎么办”的忧虑。

　　“在过去的政治决策里，我们已经习惯了为经济发展让路，哪怕牺牲一代人甚至两代人。”鲁楠说，“但如今，或许是该从功利政治走向权利政治的时代了。”

　　后来，鲁楠特意将“权利是王牌”这句话放进了上课常用的PPT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