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国家实行有差别的歧视原则，那么它就必须对这种行为作出解释

　　罗尔斯曾将德沃金和19世纪的思想家斯图尔特·密尔相提并论，因为正如同密尔会以平民的身份推进妇女选举权那样，德沃金也找到了介入公共生活的方式。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他便将重要的政论文章发表在《纽约书评》上，一以贯之的说理几乎涵盖了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社会最重要的争议性话题。

　　事实上，德沃金权利理论的影响不仅局限于美国。匈牙利前宪法法院院长、前总统绍约姆，曾在判决书上多次引用德沃金的学术观点。上世纪80年代，阿根廷审判军人独裁者，当地的哲学家卡洛斯·尼诺专程把德沃金请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而智利在民主转型后，负责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真相委员会所作的报告《永不再犯》，其英文版序言也正是由德沃金亲自撰写。

　　2002年夏天，德沃金来了一趟中国。他去了北京什刹海的酒吧，在上海和平饭店楼下看了老年爵士乐队的表演，更重要的是，他终于与中国的法学界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那一次，他先后在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复旦大学与浙江大学进行了主题演讲。

　　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孙笑侠当时还是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他明确希望德沃金能够以“认真对待权利”为主题在中国进行演讲，德沃金也欣然答应。

　　原来，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法理学界曾经就“权利本位”的问题在《中国法学》杂志上展开过大讨论。孙笑侠清楚地记得有一位学者持有这样一个观点：如果不规定权利，只规定义务，这部法律能不能运行呢？照样也是能运行的。如果光规定权利，不规定义务，这部法律就无法实施了。所以，应该坚持义务本位。

　　他当时这样反驳：“从秦始皇时期一直到清王朝的法律都很健全和细致，但中国社会真正缺少的恰恰是对平民百姓尊重的价值观。”

　　这段经历让孙笑侠觉得，德沃金来中国，谈“权利”再合适不过。

　　事实上，在那次中国之行里，德沃金依然保持着鲜明的个人风格。据在场的人回忆，70岁的德沃金穿着一件麻褐色的西服，配白色休闲裤和白色休闲鞋，小指上带着一枚银白色的戒指。而在浙江大学进行正式演讲前，校方授予了他一个顾问教授的荣誉称号。按照程序，校长发表讲话，然后由德沃金致辞。没想到，德沃金一张嘴就是：“我们就谈谈权利问题。”

　　翻译赶忙冲他使眼色，而孙笑侠也使劲地拽他的衣服。过了一会儿，德沃金才突然间明白过来，还没有对这个荣誉致感谢辞。据孙笑侠回忆，很多人发出了善意的笑声，“这种情况在中国不多见，很多人反而觉得很难得。”

　　在这段小插曲之后，德沃金开始了他的正式演讲。

　　在发言的最开始，他试图指出一个现实，即由于文化的不同，东西方对权利的认识问题上确实存在差异。他进而解释道，西方往往将个人看做是最重的，而东方则认为集体或整体的利益最重要。

　　“但是，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德沃金话锋一转，开始了他想要做出的论述。

　　“从个人主义出发，首先就要承认每一个人的生命与尊严都应当受到尊重。”德沃金一字一顿地说，“如果一个国家实行有差别的歧视原则，那么它就必须对这种行为作出解释。”

　　他坦承，在美国每年都会出现几件黑人遭遇警察不公正对待的案件，而这已经违背了权利的平等原则。

　　“当一个国家没有真诚的对待每一个人时，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它违反了人权。”德沃金严肃地说。

　　在这场演讲即将结束的时候，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林来梵站起身说：“罗尔斯虚拟了一个无知之幕，而您的理论中的权利是没有提到起源的，这是我所想知道的。”

　　“很难回答。”德沃金肯定了中国学者的问题，然后说，“如果一定要回答的话，我想说，是自尊，自尊是权利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