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原因导致社会总体信任降到了“不信任”水平？蓝皮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俊秀认为，首先是由于社会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逐渐脱离原来的熟人社会形态，改变了原来的信任格局，人际信任下降是自然的结果。由于社会转型中市场经济秩序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完善或得不到很好执行，欺诈行为时有发生。在资讯发达的今天，人们获得了更多的间接上当受骗经验，这一切使得人际信任不断降低。至于民众对基层政府、政法机关的信任度不高，对广告业、房地产、食品制造、药品制造、旅游和餐饮等行业的信任度很低，很大原因是由于一些政府官员的不作为、乱作为或贪污腐败。

在王俊秀看来，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社会价值观更加多元。社会价值观多元一定意义上缘于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生活环境下人们的不同利益、不同需求、不同的知识体系、不同信息接触和周围社会环境的影响。但价值观念多元的背后也存在着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共享价值观念的缺乏。“如果社会无法形成共享的价值观念，没有每个社会成员都遵守的核心价值，社会的道德体系就会失守，社会就会没有底线，社会的互信无法实现，社会进步也无从谈起。”王俊秀说。

“诚信讲的是道德问题，而信任是中性的事实判断，我们不应该简单把社会信任问题归结为社会道德滑坡或民众素质低，要看到社会信任下降主要是由于人们的信任风险提高了。”王俊秀认为，必须要从制度层面来解决社会信任问题，从制度上、法律上和管理机制上降低信任风险，特别是从公权力这个社会信任的核心环节入手重建社会信任。

“在人们道德和诚信严重缺失的关键时刻，我们应该拿起法律武器。”在一些专家看来，要想挽回社会诚信，必须依靠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严格执法，提高违法成本。在西方社会，维系诚信的力量首先是法律，而在中国，诚信的维系主要靠道德约束，法律的威慑力还远远不够。比如，与人们生活和健康息息相关的食品、药品行业，要加强监管，可以设立企业诚信评级机构，一旦企业出现不诚信行为，应该将其录入黑名单并通报，通过罚款、整改等方法提高企业的品质；政府和相关机构更应该杜绝背信、失信的行为和权力滥用，社会监督完善了，公信力自然也就加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