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黃與科舉考試用書的編纂

內容提要：明代中后期，科舉考試和商業出版都特別發達。適應市場的需求，書坊刊刻了大量科舉考試用書，很多著名文人成為科舉考試用書的作者，袁黃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他編纂了至少十余部科舉考試用書，這些書深受市場歡迎，在士人中產生了很大影響。本文擬就袁黃編纂的、且在當時已經出版過的科舉考試用書進行考証和分析，並在此基礎上探討明代科舉考試的指導思想和二三場在整個科舉考試中的地位。

關鍵詞：袁黃 舉業用書 科舉考試指導思想 二三場

一、明代科舉考試用出版情況簡述

廣義上的科舉考試用書包括各類經史圖書，但明代尤其是中后期，由於科舉考試日趨規范化和程式化，大部分讀書人考試的目的性更加明確，於是乎不再潛心鑽研經書大義，而是轉向揣摩時文和答題技巧。本文所說的科舉考試用書是狹義的，主要是指科舉考試范文和作文技法之類的參考書﹔另外，明代中葉以后,為了滿足士人應考的需要,出現了一大批以考試為導向的闡釋四書五經和歷史的著作，這類圖書雖然也有一定的研究性，但其主旨卻是為應考者答疑解惑，因此也屬於狹義的科舉考試用書的范疇。

早在成化、弘治年間，科舉考試用書就開始大量刊刻和流通，其中以《京華日抄》的刊行為標志。明代杭州著名的藏書家郎瑛在其筆記《七修類稿》中說：“成化以前，世無刻本時文，吾杭通判沈澄刊《京華日抄》一冊，甚獲重利﹔后閩省效之，漸至各省刊提學考卷也。” 《山西縣志》也記載說成化年間“舉業者多記《京華日鈔》” 。由此可見，《京華日抄》刊刻后，深受士子們歡迎，同類的書也隨之大量刊刻，以致引起了一些士大夫的恐慌。成化年間山西聞喜縣舉人趙仲輝就“奏請禁絕”《京華日抄》 ，弘治四年（1491）正月，時任南京國子監祭酒的謝鐸就在給明孝宗的奏疏中說：“今之所謂科舉者，雖可以得豪杰非常之士，而虛浮躁競之習亦莫此為甚。今而不讀《京華日鈔》，則讀《主意》，不讀《源流至論》，則讀《提綱》，甚者不知經史為何書……臣愚乞敕提學等官，凡此《日抄》等書，其板在書坊者，必聚而焚之，以永絕其根柢。其書在民間者，必禁而絕之，以悉投於水火。” 謝鐸焚燒和禁絕《京華日鈔》等書的建議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弘治十一年正月，河南按察司副使車璽再次上奏要求焚毀《京華日鈔》之類的圖書，他上奏說：“祭酒謝鐸嘗奏革去《京華日抄》等書，誠有補於讀書窮理，然令行未久而夙弊滋甚。《日抄》之書未去，又益之以《定規》、《模范》、《拔萃》、《文髓》、《文機》、《文衡》、主意之書，未革去又益之以《青錢》、《錦囊》、《存錄》、《活套》、《選玉》、《貫義》，紛紛雜出，由禁之未盡得其要也。乞敕福建提督學校官，親詣書坊，搜得書版盡燒之，作數繳部，仍行兩京國子監及天下提學，分巡分守等官嚴加禁約，遇有販賣此書並歇家各治以罪。若官不行禁約，坐以不奉詔令之罪。” 弘治十二年，孔廟和建陽書坊先后發生火災，吏科給事中許天錫認為這是上天的警戒，上奏要求焚毀時文類的圖書：“夫職正教不修，上之所尚者浮華靡艷之體，下之所習者枝葉蕪蔓之詞，俗士陋儒妄相裒集，巧立名目，殆且百家梓者以易售而圖利，讀者覬僥幸而決科……其余晚宋文字及《京華日鈔》、《論范》、《論草》、《策略》、《策海》、《文衡》、《文髓》、《主意》、《講章》之類，凡得於煨燼之余者悉皆斷絕根本，不許似前混雜刊行。” 正德年間（1506-1521），時文類的圖書仍在不斷刊行，正德十年（1515）十二月南京禮科給事中徐文溥上疏說：“近時時文流布四方，書肆資之以賈利，士子假此以僥幸，宜加痛革。凡場屋文字句語雷同，即系竊盜，不許謄錄﹔其書坊刊刻一應時文，悉宜燒毀，不得鬻販……”

從以上幾個奏疏可以看出，《京華日鈔》出版后，各種名目的同類書紛紛出版，至少有二十種。其中《源流至論》、《提綱》、《主意》、《論范》、《論草》、《策略》、《策海》、《文衡》、《文髓》、《講章》等大都是南宋科舉考試用書 ，由於天順至弘治年間“晚宋文字盛行於時，如《論范》、《論學繩尺》之類，士子翕然宗之” ，因此這些圖書在成化和弘治年間得以重版。

雖然在成化、弘治和正德年間科舉考試用書就大行其道，但種類畢竟有限，而且大部分讀書人仍然皓首窮經，潛心於《四書五經大全》和《性理大全》以及歷代正史。但是到嘉靖、隆慶年間，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整個科舉考試類圖書處於一種供銷兩旺的態勢。嘉靖年間的李濂曾說：“比歲以來，書坊非舉業不刊，市肆非舉業不售，士子非舉業不覽。” 到萬歷年間科舉考試用書的刊行已經達到高潮並持續至明末，這時的士子們“皆以書坊所刊時文競相傳誦，師弟朋友自為捷徑，經傳注疏不復假目” 。

科舉考試用書品種的增多也使市場競爭加劇，為增強競爭力，書坊主紛紛延請一些著名文人和科舉考試的佼佼者編纂此類圖書，因此很多著名的文人甚至是當朝士大夫也加入了科舉考試用書的編纂活動，袁黃就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