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黃與科舉考試用書的編纂【8】

2．二三場在科舉考試中的地位

明代中后期，很多人批評當時科舉考試隻重首場，“而不深求其二三場” ，絕大多數學者據此認為明中后期的科舉考試據第一場考試結果定去取,不看二三場﹔但是從當時出版的科舉考試用書的種類看，時人的批評和后世學者的看法有失偏頗，筆者認為，明中后期實際的情形是首場確實最關鍵，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考官在閱卷時，既要看第一場的八股文成績，也要看第二、三場的論、判、詔誥表和經史時務策的成績。

據筆者不完全統計，明中后期專門針對二、三場的科舉考試用書至少有上百種，而且絕大多數都是書坊所刻，這說明當時這類圖書的需求量也很大。如果考官判卷隻閱首場，二三場考試只是敷衍塞責的話，唯利是圖的書坊絕對不會刊刻那麼多專門針對二三場的考試用書。很多歷史事實也說明了這一點，如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李璣在嘉靖三十八年的擔任會試主考官時就是三場並重，他在《會試錄序》中寫道：“故事匭卷入必先同試，同試可，而后主試者得受冊覽觀焉，臣慮或遺良也，語同試考更搜之棄卷中，分閱合校加詳焉，必三試稱眾見僉同者收之。” 明中后期還有因二、三場成績優異而被錄取者，據明末清初的詩人施閏章記載，嘉靖四十四年中進士的歸有光就是因第三場成績優秀而被錄取的，他說：“昔歸震川先生老於棘闈,亦緣后場入彀。” 而袁宏道鄉試時也是以后場優異中第，他“戊子（1588年——引者注），舉於鄉，主試者為山東馮卓蓭太史，見其后場，出入周、秦間，急拔之” 。

關於二三場在整個科舉考試中的地位，從袁黃所編纂的科舉考試用書中也可窺見一斑。

首先，在《游藝塾續文規》中，第五卷大部分內容是講論、表、判、策等二三場的作文技法﹔另外，《古今經世文衡》、《史漢定本》、《旁注史漢芳潤》、《新鐫了凡家傳利用舉業史記方潤》、《袁了凡先生匯選古今文苑舉業精華》則主要是針對二三場的科舉考試用書，如果二三場可有可無，精明的書坊主是不會投資刊刻這類圖書的。

其次，袁黃本人的科舉經歷也說明當時的科舉考試並非隻重首場。隆慶五年袁黃首次參加會試，雖然因頭場經義作得好而“本房取首卷”，但卻因“五策不合式下第”。

再次，歸有光“緣后場入彀”之事在《游藝塾續文規》卷三中有更加詳細的記載。歸有光“博恰有盛名”，但因其“經書義涉古奧”，一般人都很難理解，因此先后參加了八次會試都未及第，嘉靖四十四年，59歲的歸有光第九次參加會試，高拱為主考，余有丁為分考官，恰巧歸有光在其分房，余有丁看了歸有光頭場的八股文后，知道是他的卷子，對幾位同考官說：“此可中否？”結果幾位同考官都感到為難，余有丁又說：“此去有司之繩墨甚遠，然非凡品，姑置之俟檢后場以定去留！”等看了后場后，余有丁對同考官說：“真巨儒筆也！”但是，余有丁不敢送初場文字給高拱，“但以二三場送閱，遂得中選”。 袁黃的記述印証了清初詩人施閏章的記載。歸有光首場達不到錄取標准，“去有司之繩墨甚遠”，但卻憑借二三場中第，而且主考官竟然沒有看其首場文字，這也說明了二三場也很重要，在個別情況下甚至成為是否被錄取的關鍵性因素。

綜上所述，通過對袁黃編纂的科舉考試用書的考訂和分析，結合其他歷史資料，我們可以澄清很多對於明代科舉考試的錯誤認識：明中后期雖然仍有一些士大夫固守程朱理學，但其在意識形態上的絕對統治地位卻受到了嚴峻的挑戰，特別是在科舉考試中，指導思想開始多元化，陽明心學的地位超過了程朱理學﹔科舉考試中首場雖然最重要，但二三場也很關鍵，長期以來學界比較普遍認同的明代科舉考試“隻重首場”和“八股取士”的提法是錯誤的，至少是欠妥當的。

發表於《西南大學學報》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