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黃與科舉考試用書的編纂【6】

9．《史漢定本》、《新鐫了凡家傳利用舉業史記方潤》

《史漢定本》又作《新刻凡袁先生纂輯史漢定本》，四冊，十八卷，每冊以分別以元、亨、利、貞名之。該書是袁黃對《史記》和《漢書》中《高祖本紀》和部分西漢人物傳記的纂抄，旁有袁黃以小字作的評注。具體編纂年代不詳，有建陽書林余象斗刻本，《袁了凡文集》收錄的可能就是這一刻本。

《新鐫了凡家傳利用舉業史記方潤》五卷，具體編纂年代不詳，萬歷王養虛二酉齋刊，杜信孚《明代版刻綜錄中》載有此書，但未注藏於何處。筆者遍查各種圖書館藏書書目，也沒有查到藏處。

10．《袁了凡先生匯選古今文苑舉業精華》

共四集。該書國內未見藏本，日本尊經閣文庫藏有一部。筆者未及查閱。該書的扉頁上有一段廣告性的“題識”：“袁了凡先生，邇不課兒，已選《舉業定衡》（指《游藝塾文規》——引者注），海內珍之，茲復選舉精華，以為后場之助，此最便科家捷徑，故並梓之。” 由此可見，該書主要是針對第三場的。

除上述科舉考試用書外，袁黃還著有“《袁氏易傳》十二卷、《毛詩袁注》三十卷、《尚書大旨》八卷、《春秋義例》三卷” ，這些書雖然主要是研究性的，但在當時也是深受士子歡迎的科舉考試用書。

四、明代科舉考試的指導思想和二三場在科舉考試中的地位

1．明代科舉考試的指導思想

對於明代科舉考試，學界一般籠統地說以程朱理學為指導思想，筆者認為這種說法是非常錯誤的。如果我們動態地考察明代科舉考試，就會發現，明前期的科舉考試確實以程朱理學為指導，考生在答卷時大都能“專以程朱傳注為主” 。但明中后期情況就截然不同了，科舉考試中開始大量出現“引用《庄》、《列》、《釋》、《老》等書句語者”，士子門開始“以六經為濫套，而引用《左傳》、《國語》矣。《史》、《漢》窮而用六子﹔六子窮而用百家，甚至取佛經、道藏，摘其句法口語而用之”。 這種變化無疑是受陽明心學的影響，大致始於嘉靖年間，袁黃在嘉靖三十五年“大刪朱注”的《四書便蒙》、《書經詳節》“遍傳天下”，“家家傳習”就是有力的明証。隆慶二年，李春芳擔任會試主考官，他所作的程文不但以王學解經，而且明顯地以《庄子》之言入文，這在以前是絕對不可想象的，顧炎武認為“自此五十年間，舉業所用，無非釋、老之書”。 顧氏之言雖然有所夸張，但也反映了隆慶、萬歷年間科舉考試指導思想的變化。時人徐顯卿在一封信中也說：“竊惟文體士風與時高下，今士子所業者，久已離去本根，習為怪誕，其佶屈似深，其虛空似雅，其詭譎似奇，其剿襲似實，不知精神心術，悉逐於游淫汗漫而無所歸著，他日形之施為，自然以凌逾為廣大，以矯亢為廉潔，以傾險變幻不可測識為高明，弊極矣。” 這裡所說的“本根”實際上就是指程朱理學，這段話表明程朱理學已經喪失了在科舉考試中的統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