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黃與科舉考試用書的編纂【7】

袁黃曾師從陽明學的傳人王艮，又曾得雲谷禪師點撥，因此篤信禪宗學說，他的舉業思想明顯受陽明心學和禪宗思想的影響。他在自己編纂的舉業用書中明確貶低朱注，主張“毋執一說”，大肆批評“宋儒訓詁如舉火焚空，一毫不著”，王錫爵之子王衡諷刺朱熹“理欲知行動輒分為兩截，正如好座堂房零星夾斷” ，袁黃將其編入《游藝塾續文規》中。袁黃主張作文“要包羅天地古今之態，又要赤洒洒不染一塵……須先掃除鄙穢，涵泳性靈，有暇先靜坐三四月或半年，否則亦須隨事遣情，於念中息念，將奔馳紛擾之妄心，艷慕紛華之妄見減得一分便有一分干淨，久久自然塵芬漸退，澹泊虛融，然后取五經、周禮、老庄、列、荀、韓非、呂覽、左、國、史、漢，次第讀之” 。類似的話在袁黃編纂的舉業用書以及其他著作中還很多，如在《游藝塾文規》中，袁黃又說：“今之做舉業者，幼時染緣尚淺，天真尚存，其文可看，長而一涉俗事，未及四十氣便衰而筆便窘矣。若是真修行人，雖七十八十，其知愈神，其文彌妙，惟其有本故也” 。在卷四中袁黃進一步強調了這一點：“舉子業……工夫全在平日涵養，胸中帶一毫世情俗味則污此文趣矣，后生小子多玲瓏可玩，以其染世淺而心常清也，至三四十歲文多滯塞者，塵累多而心雜也。” 從這些論述中我們不難發現袁黃的舉業思想深深打上了心學和禪宗的烙印。袁黃還經常直接拿禪宗的語言來論述作文技巧，如他在《答錢明吾論文書》中說：“留心性命，屏除俗慮，誦中存習，作中存養，使腔子內精神常聚，生機常活，此舉業本領工夫也！禪家謂，盡大地俱是晤門，故洒掃應對可以精義入神，豈有終日理會聖經賢傳而反做障礙者乎？” 袁黃自己就是在接受了禪宗的靜坐和修行思想，通過“頓悟”達到下筆成章的作文境界的：

仆庚午春讀書於南京燕子磯……胸中無一毫雜累，終日作文沉思……頹然如醉，兀然如痴，蠢蠢然又如不曉事者，數月之后，一日偶從諸友登磯，遠望江雲，恍然如囚人脫夾，不勝鼓舞……自后題目到手便能成章，從前許多苦心極力處皆用不著矣！

不僅袁黃深受禪宗思想的影響，當時很多舉業大家都如此，袁黃的老師唐順之就是其中的一個，還就曾勸戒袁黃多讀禪書：

若《楞嚴》、《維摩》、《圓覺》諸經，皆所謂異書也。不但東坡蘇公之文於《楞嚴》得悟，我於禪書不止此三經，涉閱頗廣，自知得益甚深。吾弟於世情頗淡，今將一切閑書盡從屏省，隻將此三經從容熟玩，句句要透悟本心，字字要消歸自己

袁黃將包含這段文字的書信收入了《游藝塾續文規》。

以上引文不僅反映了禪宗對袁黃舉業思想的影響，陽明心學的影響也可由此洞見，下面兩段引文則更能體現心學對袁黃舉業思想的影響：

文者枝葉也，其根本在心，心無穢念則文清，心無雜想則文純，心不暴戾則文和，心不崎嶇則文平，心能空廓則文高，心能入微則文精……故欲工文先當治心……

鄙人嘗論作文之法大概有五：一曰存心，二曰養氣，三曰窮理，四曰稽古，五曰透晤。夫文出於心，心麗則文麗，心細則文細﹔其心郁者其文塞，其心淺者其文浮，其心詭者其文虛，其心蕩者其文不檢……

陽明心學和禪宗對舉業的影響絕不僅限於袁黃，袁黃所編纂的處處滲透著心學和禪宗思想的舉業用書的暢銷就說明了這一點。實際上明代中后期絕大多數的舉業大家都受陽明心學和禪宗思想的影響，篇幅所限，不再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