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黃與科舉考試用書的編纂【3】

三、袁黃編纂的科舉考試用書考述

如前所述，袁黃在得到孔姓異人的啟示之后，開始走上了舉業之路。從此，除了中間六年短暫的仕宦生涯外，袁黃的整個一生都和舉業聯系在了一起。53歲以前，他刻苦學習舉業，認真研讀當時和前朝舉業名家的范文，還曾師從唐順之、薛應旂、瞿景淳等八股文名家學習作文。他踐行功過格，廣做善事，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科舉，這一點，他的“立命之學”可証：袁黃在聽了雲谷禪師的一席話后，“拜而受教，因將往日之罪佛前盡情發露。為疏一通，先求登科” 。削職歸家后，袁黃一直教授子侄和門徒舉業之學，編纂了大量的舉業用書。

據不完全統計，袁黃編纂並出版的舉業用書有：《荊川疑難題意》、《四書刪正》、《書經刪正》、《談文錄》、《舉業彀率》、《心鵠》、《四書疏意》、《二三場群書備考》、《游藝塾文規》、《游藝塾續文規》、《新刻八代文宗評注》（《評注八代文宗》）、《古今經世文衡》、《史漢定本》、《新鐫了凡家傳利用舉業史記方潤五卷》等十余種。下面筆者依次對這些書的編纂情況作以考述。

1．《荊川疑難題意》

《荊川疑難題意》是袁黃參與編纂的第一部舉業用書，編纂和出版時間是嘉靖二十九年。這一年，袁黃跟隨唐順之學習舉業，時間長近兩個月，該書就是在這期間舉業筆記的基礎上編纂而成的。袁黃在《游藝塾續文規》中說：

予十八歲見荊川唐先生於嘉興天寧寺之禪堂，即禮之為師，相隨至杭，往返幾兩月……我朝夕執書問業（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大約皆完，除平常易曉者不錄，錄其深奧者，曰《荊川疑難題意》，先生又躬閱而手訂之，始付剞劂。

由此可見，《荊川疑難題意》是唐順之從科舉考試的角度對四書所做的闡釋，袁黃根據筆記做了初步編纂整理，唐順之審定后付梓。該書不僅沒有流傳下來，而且未見他書記載，因此我們無從知曉它的具體內容。

2．《四書刪正》和《書經刪正》

《荊川疑難題意》付梓后，袁黃又作《四書便蒙》、《書經詳節》，“大刪朱注而略存其可通者，於嘉靖乙卯年刻行”。這裡的“乙卯年”即嘉靖三十四年（1555）。這兩部書當時都沒有署名，出版后“遍傳天下”，“家家傳習”。五十年后，書坊又重版了這兩部書，袁黃的友人將書名分別改為《四書刪正》和《書經刪正》，並署袁黃名字於上，結果招致“眾口之呶呶”。

《四書刪正》和《書經刪正》是從科舉考試的角度，在刪簡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和蔡沈的《書經集注》的基礎上對四書和《書經》做的闡釋，實際上是對朱熹等宋儒的反動。袁黃在《與鄧長洲》中說四書五經“句句皆是家常實話”，批評朱熹等“宋儒訓詁如舉火焚空，一毫不著”，為此他“憫正學之蓁蕪，開久迷之眼目”，決意要對《四書章句集注》和《書經集注》進行刪節，進行重新闡釋。時人李樂在《見聞雜記》中說《四書刪正》“全不用朱夫子注，又見涂抹四書，凡圈外注全涂抹，其正注學、庸，十涂一二，論、孟十涂四五” 。一些固守朱熹傳注的士人開始攻擊袁黃，斥責其“妄批削四書、書經集注”，刑部主事陳幼學還“駁正其書，抗疏論列”，結果這兩部書皆遭查禁，“鏤板盡毀”。 當時的禮部郎中蔡獻臣“取其書細加翻閱”，見袁黃“將朱注盡行刪削，甚至並其注而僭改之，中間異說破辭又多有與紫陽抵牾者”，因此他要求各地提學官將《四書刪正》和《書經刪正》等書“原版盡行燒毀，其刊刻鬻賣書賈一並治罪，仍嚴諭生童不得為其所禍，藏留傳誦”。 但是，“禁之愈嚴而四方學者趨之愈眾” ，袁黃的聲望反而因此進一步大增。

現在《四書刪正》和《書經刪正》皆未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