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裕生：論保守主義的原則及其理論難題

　　“反革命”的超越原則與功利主義原則

　　下面我們要討論針對激進自由主義的保守主義。針對激進自由主義的革命主張，保守主義通常給出反對革命的幾種理由：第一，任何激進的革命都無法保障不犧牲成員個體的自由與安全，而這與自由主義關於個體本位的主張相沖突﹔第二，歷史文化傳統多種多樣，每一種傳統不僅是一個社會和國家之秩序的合法性源泉，也是每個人的生活世界與思想方式，革命或者會破壞傳統而導致社會失序，或者隻破壞了國家卻並不能改變國家之性質﹔第三，革命會造成一個國家巨大的內傷與內耗，無法真正使一國走上富強，因此，革命非富國強兵之道。

　　近代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對傳統政治哲學的一個最大顛倒就是主張個人先於或高於集體。因為人類的任何集體或社會都是由獨特的個體成員組成的，是個體的自由這一本質性存在使集體成為人類的集體，使社會成為人類的社會。因此，任何集體都必須以尊重和維護成員個體之自由為其首要前提。在這個意義上，保守主義反對革命的第一個理由在學理上是最充分的。這一理由也可以被看作是肯定個體價值具有絕對性的超越原則，因此，以這一理由批評激進自由主義的保守主義，同樣可以被視為自由的保守主義而同屬於自由主義。

　　但是，邏輯上最充分，並不就意味著在現實中最有說服力。因為在人們呼喚激進革命的地方，通常也是人們看不到改善現實的希望的地方：在那裡，惡政流行，不公肆虐，腐敗猖獗，時刻都有公民的自由、生命與財產遭受威脅，乃至被犧牲﹔另一方面卻是良知的呼聲遭屏蔽，合理的訴求被蔑視，理性的抗爭受壓制。在這樣的現實面前，人們面臨的已經不是如何保障不犧牲個體之自由與安全的問題，而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問題：在忍受暴政與革命之間，何者能更少地犧牲個體之自由與安全？如果要自由主義面對暴政肆意侵犯、犧牲個人之自由與安全而無所作為，或放棄抗爭，那麼這也同樣會陷自由主義於自相矛盾之中。所以，保守主義批評激進自由主義的第一條原則雖然有充分的理由，卻也是有限度的：它隻適合於還給人們保留改善現實的希望的地方。

　　也就是說，個體之自由與安全是至高無上的，這的確是自由主義一條最高原則。但是，這一原則既可以成為反對一切暴力革命的理由，卻也一樣可以成為訴諸革命的理由：如果改良或理性的抗爭無法阻止統治者對個人之自由與安全的長期、普遍的侵犯和損害，那麼為了挽救並維護自由與安全，也即出於自由主義的最高原則，以激烈手段改變現實，也並非沒有理由。

　　至於反對革命的第三條理由，實際上是一條功利主義原則，曾在國內頗有影響的“吃飯哲學”正是基於這一原則而提出了“告別革命”論。但是，功利主義原則從來就與一切崇高行動的原則南轅北轍，而革命歷來就被一切革命者視為崇高的行為。所以，以這條原則反對革命，隻對功利主義者自己有效，而對信奉有超功利的絕對價值原則的自由主義者則無效。對自由主義者來說，如果個人的自由與安全得不到維護與保障，那麼被忍受的暴政即便帶來了繁榮昌盛、富國強兵，如秦國，如法西斯的德國、日本，或前蘇聯，也是不可接受的，因為在這種國度裡，個人如螻蟻。而尤其重要的一點是，在自由主義看來，那種以犧牲其成員個體之自由與安全為代價來維持其統治的國家，永遠也不可能成為真正偉大的國家，即使能一時富國強兵，也絕難維持長久，因此，是不值得期待與忍受的。

　　這裡，我們要特別地附帶指出的是，不管是以富國強兵為革命的目的，還是以之為反革命的理由，就其均以功利主義為原則而言，都沒有超出中國傳統法家的政治視野。而自由主義不同於法家的地方，也正是它真正強硬的地方：即使自由與民主不能帶來富國強兵，也堅決要追求、捍衛自由和民主！

　　“自由的保守主義”的另一條原則：要啟蒙，但不要革命

　　接下來，要著重分析保守主義反對革命的第二個理由，我們可以把這種以傳統作為反對革命之理由的原則視為保守主義們的“傳統原則”。根據對“傳統”的不同理解以及相應的“保守”程度，我們將它們區分為三種保守主義。

　　第一種情況，我們可以稱之為前面提到的“自由的保守主義”。它贊同自由主義的價值原則與未來願景，即最終要建立能夠維護與保障所有成員個體之普遍自由的國家，但是，卻認為這種自由國家的建立並非隻靠政治運動就能達成，而是需要首先完成一項文化啟蒙或文化轉換的工作。這就是通過文化啟蒙來把傳統文化轉化為一種啟蒙文化，以使傳統文化能夠與自由主義價值原則對接和融貫。這一工作完成之后，制衡性的民主化改革才會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建立維護普遍自由的國家才是可望也可即的事業。相反，如果在傳統文化沒有完成轉換之前，通過革命強行改變國家，那麼，改變的很可能只是統治者的姓名，而不是國家的性質。這是因為任何國家的人們都是生活在某種傳統之中，這個傳統包括歷史中的思想、宗教、藝術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歷史經驗。國家制度作為運行在這些傳統要素之上的一個系統，深受這些傳統要素的規定，而這些傳統要素也正是通過國家制度這個系統強有力地影響著每個成員。實際上，傳統不僅塑造著國家，也塑造著人們理解國家與運行國家的方式和習慣。因此，如果一種傳統未能自發地開啟出有關人之自由本質與相關價值原則的系統自覺，或者也未能接受這種自覺的洗禮與重構，那麼，即便人們改變了國家政權，也不可避免地仍然按原來的傳統去理解國家並按傳統去行使國家的權力，其結果必定與建立自由國家的初衷背道而馳。

　　所以，在沒完成文化啟蒙或文化轉換的地方，這種保守主義拒絕一切激進的革命行為。不過，它對傳統的強調，與其說是要保守傳統，不如說是要轉換傳統或重構傳統。所以，在根本上，它真正強調的乃是文化—思想啟蒙，這被視為每個民族或國家之自由事業的根本。實際上，這種保守主義有一個偉大而危險的預設：所有的民族或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的關口需要通過，那就是文化—思想啟蒙﹔所有的民族或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未來，那就是自由國家的建立。

　　但是，是否所有民族的文化傳統都能夠與自由主義的那些價值原則兼容和對接？或者說，是否所有民族的文化傳統都能夠向以自由的自我覺悟為其核心的啟蒙文化轉換？如果能夠，為什麼？更進一步的問題是，如果能夠，那麼也就等於說，不同文化傳統的人類都有一共同的必然命運：從不同的過去必然走向自由的國家與自由的聯合。因此，人類的歷史與未來都是必然的。然而，既然人類的歷史與未來是必然的，那麼歷史中的人又如何是自由的呢？處在歷史必然性中的人類如何能夠自由地去建立自由的國家呢？這些是這種自由的保守主義需要面對的問題。但是，這已經不是作為政治保守主義理論所能回答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