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這個詞本身具有模糊性和概念上的不確定性，很難界定中國與西方的區別

 ■競爭式西方民主政治並非當今世界的唯一最好政治模式，中國也無須對此進行復制

 ■中國的選任和定期政治權力交班制度有利於避免整體性的政策短視，值得深入探究

 ■應當注重培養有國際交流能力和有意願、有能力向世界闡述中國道路和中國夢的學者群體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根據自己的基本國情，建立起了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等在內的現代政治制度。然而，對於中國的現代政治制度，西方學界總是依據他們的話語體系來進行解讀和分析，這自然會不可避免地帶來理解的偏差。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和看待當今中國的政治制度？為此，本報記者近日採訪了美國紐約大學法律—政治學教授、法國科學院高等研究員、法國雷蒙·阿隆政治社會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帕斯夸裡·帕斯奎諾。

 “我們無法用現有西方世界的政體分類方法去界定中國現行政治制度”

 帕斯奎諾認為，對於一個初到中國的西方觀察者而言，從西方政體類型學理論的角度來分析21世紀的中國，無疑像一個謎團。最簡單的方式就是依舊採用傳統答案：中國難於理解，因為她的政治制度是全然不同於西方文化和西方文明的結果。但是，這一答案又太簡單化和難於令人滿意。對當今中國政治制度的分析和研究應當用更加復雜的政體類型學來研究——這一研究會在惰性的西方知識界掀起巨浪。

 在帕氏看來，缺乏對中國政治話語體系的清晰了解往往導致懷疑和偏見的產生。若要提出一個為西方世界所能夠理解的對當今中國政治制度的定義，就必須考慮這種嘗試將要遇到的困難。為了免受偏見影響，需要克服兩個障礙。首先，要認識到，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已不再是一個西方世界所界定的傳統威權主義國家。過去60年來，西方世界傾向於用威權主義來形容中國政治制度。但是，“威權主義”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它是由排斥這種制度的人所創設的，也因而被視為“壞政府”的同義詞，用於形容佛朗哥時期的西班牙、軍政權獨裁下的拉美政府和今天的中國等，這些國家顯然難於找到其共同性。因此，我們無法用現有西方世界的政體分類方法去界定中國現行政治制度。其次，要認識到，“民主”這個詞本身具有模糊性和概念上的不確定性，很難界定中國與西方的區別。在西方政治學中，“民主”涵蓋了從古代雅典大眾政府到現代代議制政府的多種政權形式。即使在現代西方所謂民主中，也存在著熊彼特的多數原則民主理論和凱爾森的憲政民主理論為代表的理念沖突與制度競爭。因此，這種西方理論界所持的“民主-專制/威權”二元區分法不足以界定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漸形成的政治制度。

 中國有三個方面的問題應該對外進行清晰闡釋和說明

 帕氏提出，在克服了上述兩個障礙之后，有三個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

 第一，中國過去60多年來的政治發展歷程與19世紀到20世紀歐洲大陸的政治演變過程是完全不同的，需要進行深入的研究，中國尤其應當將自己的道路說清楚。19世紀到20世紀的歐洲民主化轉型時期，代議制政府最初排斥以工人和農民為代表的草根階層的政治參與。后來通過社會主義政黨的努力，工人階級逐漸被納入到競爭式民主體制，但這種納入過程並不順利。直到殘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才在歐洲大多數國家正式建立起憲政基礎上的競爭式大眾民主制度。中國的政治基礎演變過程與此不同：1949年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初的政權基礎是工人和農民。隨著中國進行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國共產黨又將其他新興階層包容到由工人、農民等所組成的政體之中。

 這一政治發展歷程展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吸納和調整能力。遺憾的是對此缺乏足夠的理論分析。中國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來解釋中國的現象，但由於語言障礙以及政治話語體系闡釋不足等原因，西方理論界很難從字面意思去理解這個過於簡約濃縮的概念。中國應當將1949年之前、1949年到1978年、1978年以來三個階段的相互關系進行系統和有力的解讀，特別是過去三十多年來所發生的各種靜悄悄的變革與前面幾個歷史階段的關聯應當有充分的闡釋。

 第二，中國的政治制度已經展現了其包容性和協調性，這些優點需要更加清晰地加以闡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強大並且善於學習、調整與吸納的執政黨，力求包容中國不同社會階層和社會群體利益。實際上，如何讓有著不同利益和不同觀點的群體能夠有表達渠道並且達成妥協，這是中國政治運行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也就是說，不僅是其政治理想，其政治運行實踐也體現出了這種在執政黨內外對不同利益訴求所具有的包容性與協調性，但是對中國道路的解讀缺乏這方面的具體闡釋。

 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並未產生類似英美民主的政治形式，但是，西方民主所具有的競爭性實際上存在於中國的政治體系之中。中國具有政治平等主義的傳統，盡管今天的政治權力不再採用“天命”來表明其正當性，但是中國政治領導人並非單向地對民眾發號施令，而是一批通過善治贏得大眾支持和信任的精英——由於經濟發展方面的突出表現和大多數公民對善治的支持，中國領導者的政治正當性得到加強。西方世界應當更好地理解中國式的大眾政治授權機制。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証明競爭性選舉是依法治國的先決條件，即使在西方也是競爭性選舉后於依法治國而出現。依法治國是必須的，同時保護中國個人權利的法律體系應當與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傳統相適應。

 中國需要警惕的是，一旦經濟下行並且導致嚴重的社會困境，部分政治精英就會試圖引入選舉機制來逃避責任和回避矛盾，這隻會導致中國政治的分裂和陷入沖突。因此，中國應當講清楚其制度的包容性，並且不斷加強其協調與達成共識的能力。

 第三，競爭式選舉並非政治糾錯的最佳途徑，競爭式民主也並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盡管有人力圖用科學性的方式去証明西方民主制度具有普世性，但是，馬基雅維利曾經認為不可能在那不勒斯建立和佛羅倫薩一樣的政體，這是政治制度本身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不同所決定的。熊彼特也認為他所主張的競爭式民主並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路徑，這種競爭式民主的非普世性與價值觀或文化無關，而是取決於特定社會的歷史傳統和政治環境。事實上，競爭式西方民主政治並非當今世界的唯一最好政治模式，中國也無須對此進行復制。

 有觀點認為，西方民主用過程民主替代實質正義，也就是通過競爭式選舉贏得政治正當性和進行政治糾錯，而中國政治需要通過正確的執政結果証明其政治正當性﹔但今天歐洲的政治與經濟困境等表明，某種程度而言，一人一票是遠遠不夠的，既不能代表每個選民的具體利益，也不能讓實質正義完全失去其根本性意義。並且，很多人認為選舉是西方民主政體糾正政府錯誤的主要途徑。這非常值得懷疑：自由的、定期的競爭性選舉既給政府行為以限制，也向政府授權﹔但選舉產生的官員天然地為了贏得再次選舉而討好多數人，這就形成了短視和缺乏自身獨立性。中國現在定期進行政治權力的交接班。中國共產黨內部的官員選擇機制是非常有價值和非常重要的，這種機制與一種政治權力的隱含原則緊密關聯：如果民眾極度不滿意於領導者的施政行為，基於“天命”的傳統政治文化，就要將權力交給更有利於維護公共利益的領導者。這種機制完全可以和西方的競爭式民主的作用相媲美。中國的這種選任和定期政治權力交班制度有利於避免整體性的政策短視，是值得深入探究的。

 “需要用西方民眾能夠理解和樂於接受的話語體系解釋中國道路和中國夢”

 帕氏提出，中國更加需要將中國道路說清楚，需要用西方民眾能夠理解和樂於接受的話語體系解釋中國道路和中國夢。應當注重培養有國際交流能力和有意願、有能力向世界闡述中國道路和中國夢的學者群體。社會科學領域如果害怕辯論，就不可能形成有說服力的觀點，這種辯論不應當囿於中國國內，也應當走向世界。實際上西方學界現在最感興趣的就是了解為何中國會崛起，但能夠解釋清楚這個問題的中國學者太少。中國在為外界不理解自己的政治制度而苦惱的同時，是不是應該反思，是否已經向外界進行了清楚、准確、全面並且能夠為外部世界所理解的自我表達呢？

 在帕氏看來，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中國所贏得的成就為世人所矚目，而中國共產黨和年輕一代中國人應當持續這種偉大的努力。這不僅關乎中國的命運，人類的未來很大程度上也有賴於這一嘗試的成功。（記者 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