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簡稱“中體西用”）的提出有個逐步成熟的過程。追本溯源，中體西用的初始狀態來自林則徐和魏源的言行。林則徐在流放途中將他編纂的《四州志》交給魏源，后來魏源以《海國圖志》之名在揚州出版此書，這是中國人了解世界的開山之作。因為開眼看世界了，特別是列強闖進來了，中國的統治階層才知道泰西各國之強悍和中國處境的危險。怎麼辦？魏源提出了一個經典性的口號“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這是“西用”的開始。進步思想家馮桂芬於1861年在《採西學議》中提出“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這兩句話已明顯地含有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意思。到了1896年，孫家鼐在籌辦“京師大學堂”的奏折中提出：“應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孫家鼐的一篇奏折隻上奏過皇上，影響不廣。身居高位的洋務派首領張之洞，於1898年撰著了4萬余字的《勸學篇》一書。此書最初是講“舊學為體，新學為用”，到了全書的結尾處“舊學”改為“中學”，“新學”改為“西學”。后來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其流行語，則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者，張之洞最樂道之，而舉國以為至言”。中體西用是《勸學篇》一書的主題。這本書受到了光緒帝的贊賞，命全國的官員閱讀，所以它的發行量竟達200萬冊，並有英文和法文版本，而書名則被譯者改為《中國唯一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