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82年，前秦苻堅在先后滅掉前燕、前涼及代國，自西晉末年動亂第一次統一北方后，又雄心勃勃地提出了攻打東晉的計劃。這一提議立即遭到群臣激烈反對，進諫者絡繹不絕。但苻堅顯然心意已決，直言：“筑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太子勸諫，他答以“天道固難知也”﹔張夫人勸諫，他答以“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最寵愛的小兒子苻詵勸諫，他答以“天下大事，孺子安知”﹔平素信重的僧人道安勸諫，他依舊“不聽”。為尋求支持，苻堅單獨留見其弟陽平公苻融，說：“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眾言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在此情形下，苻融仍表示反對，並提醒苻堅警惕鮮卑等族趁機圖亂。苻堅大為光火，作色道：“汝亦如此，吾復何望！”當然，苻堅並非一個支持者也沒有，燕國降將慕容垂、羌族首領姚萇就極力鼓勵他出兵，並為他打氣：“《詩》雲‘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斷自聖心足矣，何必廣詢朝臣。”苻堅大悅，說：“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隨即予以二人領兵重任。公元383年，一意孤行的苻堅親帥百萬大軍南下。接下來毋須贅述，這一年發生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戰，前秦從此一蹶不振四分五裂，慕容垂、姚萇等趁亂起兵，苻堅本人也在兩年之后死於姚萇之手，轟轟烈烈的一生以悲劇而終。
　　時間一過一百多年，此時已是繼前秦之后第二個統一北方的政權北魏時期。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以“平城用武之地，非可文治”，欲遷都洛陽，但預料此舉必將招致群臣反對，於是先單獨召見任城王拓跋澄，試探口風說：“今將移風易俗，遷宅中原，卿以為如何？”拓跋澄當即表示贊同，說：“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經略四海，此周、漢之所以興隆也。”拓跋宏緊跟著又問：“北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奈何？”拓跋澄回答：“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彼亦何所能為！”拓跋宏大喜道：“汝真乃吾之子房（張良）也！”隨即以南伐為名，帥群臣出征。接下來亦毋須贅述，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北魏孝文帝遷都事件。魏軍行至洛陽，霖雨不止，群臣紛紛勸阻拓跋宏於馬前，拓跋宏假意發怒道：“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后！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為如何？”當下之時，群臣既不願遷都，更不願南伐，於是“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
　　苻堅南伐與拓跋宏遷都，雖然相隔百年，事態各異，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贊成者不多，反對者不少，且贊成者都是以“定大事者，一二人而已”、“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為依據，並勸決策者“聖心自斷”。從而，我們在這裡似乎遇到一個困惑：若說應當順從眾意，則拓跋宏顯然違反了民主的原則﹔若說應當“聖心自斷”，則苻堅的教訓不可謂不慘痛。看來，決策真是個難題，不是簡單一句注意聽取意見那麼容易的事。
　　首先，是聽取哪些人意見的問題。如前所說，苻堅並非沒有支持者，但正如苻融所言，支持南伐的一是慕容垂、姚萇等鮮卑、羌族首領，其“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二是少數貴冑子弟，其“不習軍旅，苟為諂諛以會上意，不足採也”。這也說明，不同的利益主體會產生不同的利益表達。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利益主體越來越呈多元化。我們常說問計於民，從價值取向上這無疑是正確的，但現實生活中“民”往往並非鐵板一塊，決策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同利益主體之間博弈的結果。因此，為了獲得各方普遍能夠接受的結果，必須盡可能多地聽取不同群體的意見，而不是有選擇性地邀請一些不用開口也知道會說什麼話的人，打著征求意見的旗號開關門會、印証會。同時，要防止偏聽偏信，警惕一部分掌握話語權的群體無限放大聲音，使決策者錯以為其代表“民意”，其他群體也作如是想。
　　其次，是以何種方式聽取意見的問題。應當說，在這點上拓跋宏做得還是不錯的，如他規定國家政事，日中以前大臣先自論議拿出方案，日中以后自己再“共決之”，就是為避免自己先定下調子，群臣有所顧慮而不能暢所欲言。對大臣的不同意見，他也沒有像苻堅那樣尖刻地予以回擊，而是寬容地表示，“各言其志，夫亦何傷”。他深知，決策者既不可心存先見，更不能一觸即彈，要有足夠的胸懷容納不同聲音，否則以后誰還敢再提異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