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是對各種意見如何判斷取舍的問題。孟子曾對齊宣王說：“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后察之，見賢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見不可焉，然后去之。”孟子以民本思想著稱，但對於國人“皆曰可”之事，尚且要“察之”以觀虛實方作定論，可見，一個良好的決策並非僅是簡單的民意疊加或者誰人多誰說了算。從心理學和傳播學的角度上看，特定情境下公眾情緒可能出現盲目、偏激等非理性特征，產生“民意失真”現象。在這種情形下，既要順從民意呼聲，又要保持理性態度，如馬克斯斯韋伯所說，具有對“踏實的理想”的熾烈熱情、真誠責任感和冷靜判斷力，無疑是對決策者的極高要求。
　　廣泛聽取意見是發揚民主的重要內容和方式，看似小事，其實大有講究。這也說明，民主不但是價值問題，也是技術問題，技術上解決得好不好，往往決定了民主質量的好壞。
　　但思考如果隻停留於此，又是不夠的。苻堅南伐與拓跋宏遷都，一個失敗一個成功，結果雖然不同，但二者在本質上又是相同的，都是在違反甚至壓制“眾意”的情形下，以個人的強大意志推進重大決策的實施。或許這就是皇權專制下決策運行機制的必然宿命，但在我們今天看來，卻不能一方面惋惜前者，另一方面又贊揚后者。這也再次提醒我們，制度化的決策機制比強人政治更安全、更可靠。拓跋宏的神武固然可敬，苻堅的沖動更讓人難以承受。更不幸的是，人們往往懷著對拓跋宏這樣天縱英才的期盼，卻反而促使了苻堅這樣冒險人物的產生。鄧小平曾經說過，“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克制住對拓跋宏的幻想，警惕苻堅的悲劇，用制度管人，按制度辦事，建立制度化的決策機制，或許是這兩位歷史人物留給我們今天的深刻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