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初，黨中央“決定陳雲任西北局委員、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陳雲年譜》上卷第38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當時“不少同志得知陳雲同志這一調動情況時，都表示不理解，認為：陳雲同志在中央組織部干得好好的，怎麼又調了呢？”（劉家棟：《陳雲在延安》第186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關於陳雲的這次工作變動，歷來有“排擠說”和“加強領導說”兩種不同詮釋。

　　當時，陳雲兼任中央組織部長，康生兼任中央社會部長、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央組織部每次向中央社會部介紹七八位干部，通常要被退回三四位，被退回的同志思想壓力很大。陳雲特意派中組部干部科負責人王鶴壽找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李克農，轉達陳雲不同意以“左”的眼光看待干部的做法。中央組織部派往中央黨校學習的干部，也經常被以家庭出身不好或本人社會關系復雜為由退回。陳雲要王鶴壽當面對負責中央黨校干部工作的同志說：“經過中央組織部的調查研究，決定介紹入中央黨校學習，你們不接受，是黨內不正常的現象，你們的理由也是站不住的。”（王鶴壽：《沉痛悼念陳雲同志》，《人民日報》1995年7月21日）有的同志據此認為，陳雲不同意和抵制康生對干部的錯誤估計和做法，導致受到康生等人的排擠並調動工作。據筆者考查，陳雲抵制“搶救運動”擴大化，引發與康生意見相左加劇，發生在1943年7月15日康生作《搶救失足者》的報告之后，而毛澤東首次提出“今后，陳雲的工作轉入生產方面”（《陳雲年譜》上卷第361頁），是在1942年8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況且，此時陳雲和康生均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在此后選出的中共七大政治局委員中，陳雲排在五大書記之后（並非按姓氏筆畫排名）。兩個月后，又經毛澤東提議增補陳雲（和彭真）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是故，“排擠說”缺乏過硬証據，難以令人信服。

　　另一種觀點是關於“加強領導說”。《陳雲傳》指出：“讓陳雲主持西北財經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對中共中央所在地陝甘寧邊區說來，面對國民黨當局經濟封鎖的嚴峻形勢，發展生產已成為突出問題，而西北財經辦事處主任又擔任著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不可能很多地顧及這方面的工作。”（金沖及、陳群主編：《陳雲傳》第352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從這些情況來看，黨中央委派陳雲主持西北財經工作，加強經濟工作領導意圖明白無疑。而毛澤東早在1942年即有此提議，時隔一年多之后再次提議、力促成行的事實顯示，此乃謀劃已久的重大戰略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