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毛澤東總結陝甘寧邊區五年來公營經濟建設，明確指出：“我們建立了一個新式的國家的經濟模型。”推廣新的經驗，建設“新式的國家的經濟”，乃堅定不移的既定目標。而遴選經濟領導人才，既是“加強領導”之亟須，也是建設“新式的國家的經濟”當然急務。“皖南事變”后，國民黨政府斷絕邊區軍費並實施經濟封鎖和軍事包圍，陝甘寧邊區生產供給不能滿足消費需求的“魚大水小”矛盾急劇突出。毛澤東對市場物價、財政金融領域的危機高度關注。1941年初的兩個月內，他就邊區財政經濟問題多次給林伯渠、謝覺哉寫信。7月31日，毛澤東再次致信林伯渠、謝覺哉，說：“現行政策的幾個根本點（預算分散、紙幣、運鹽）又在執行之中，最后的誰是誰非，還無法做結論”。“我現在不能斷定紙幣與運鹽不失敗，我同二兄談過，如弄得不好，也許要失敗的。但我現在還不能同意停止現行政策，採用另一政策，因為另一政策也許要失敗的，或失敗得更大”。“注意檢查自己工作中的缺點，例如在稅收工作上，在紙幣發行工作上，在領導方式上，我覺得都是有嚴重缺點的。”（《毛澤東年譜》中卷第314—31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十分明顯，毛澤東嚴重憂慮邊區統籌全局經濟發展乏力，希望遴選新的經濟領導人才。

　　面對國民黨頑固派的經濟封鎖，邊區必須“把東西賣出去”（《陳雲文集》第1卷第38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而且統籌兩個邊區財經，關系全局，“比做組織部的工作難得多”。（《陳雲文集》第1卷第385頁）這要求統領經濟發展的領導者必須既懂得商品經濟，又深諳經營管理。陳雲長期學習和經營商業，擔任臨時中央特科書記期間，領導經營幾十家店鋪成績斐然，受到共產國際代表“這個人不簡單”（《陳雲傳》第108—109頁）的肯定。准備長征期間，陳雲負責后勤和軍工生產，在原定准備期限從三個月縮短到兩個月的情況下，“籌集了六十萬擔糧食……還加緊生產彈藥，彈藥生產增加了六倍到三十倍。還給戰士置備了特制的軍服，籌集了必需的通信器材。”“這一工作完成得很出色。”（《陳雲文集》第1卷第2頁）長征途中渡金沙江時，陳雲擔任渡河指揮部政治委員，“坐鎮渡口，對渡江的每個細節都進行了仔細周到的考慮，每趟渡船來回需要多少時間，每小時、每天可以渡多少人過江，誰先過誰后過，都安排得井井有條。”

　　1942年8月29日，毛澤東關於“陳雲的工作轉入生產方面”的提議，因陳雲患病休養未能成行，這次終於臨危受命。史實証明，黨中央的決定，確是立足長遠、扭轉當時經濟危局的正確決策。如周恩來所說“在陝甘寧邊區搞生產的最高峰隻有三年，即一九四三、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周恩來經濟文選》第422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陳雲在1944—1945年主政經濟，“改變了貿易入超的被動局面，實現了金融穩定、財政平衡和生產發展。這不僅對打破封鎖、實現邊區軍民的‘豐衣足食’，為抗日反攻准備力量，具有重大意義，而且為解放戰爭作了重要的經濟准備”，（《陳雲傳》，第401頁）“創造了中外戰時財經史上鮮為人知的光輝的一頁。”（李成瑞、朱佳木主編：《陳雲經濟思想發展史》第5頁，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版）

　　延安時期中央選派陳雲主政陝甘寧邊區經濟，不僅扭轉了當時經濟局面，也為培養新中國經濟領導人才作了長遠戰略安排。陳雲赴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時，黨中央不僅安排他擔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兼東北局財經委主任，而且對他將來的使命也有明確定位。“1948年5月，周恩來電告東北局：陳雲主要工作目前應主持東北的、在將來則是全國的工業建設。”（《陳雲傳》，第594頁）建國前夕，陳雲運籌帷幄，指揮打好經濟戰線三大戰，為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奠定了基礎，毛澤東肯定其“意義不下於淮海戰役”。三年經濟困難時期，陳雲在中央領導集體的支持下，採取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和果斷的措施，“使國民經濟以農業增產為先導，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裡，有效地得到恢復並重新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陳雲同志逝世訃告》《人民日報》1995年4月10日）

　　（作者單位：甘肅政法學院行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