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為什麼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實行的是差別化發展戰略,卻使社會流動呈現活躍的狀況,很多沒有背景的人通過個人的不懈奮斗,改變了自己和家庭的命運,而當前我們堅持的是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反而出現了階層固化、社會流動上升通道變窄的趨向呢?
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發展中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計劃經濟體制下平均主義和“大鍋飯”現象嚴重,極大影響了社會成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鑒於此,我們採取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戰略。當時,雖然在加快追求發展速度的背景下,我們採取了讓有條件的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差別化發展戰略,也存在資源過多配置在經濟領域而忽視社會建設、缺少相應的保障社會公平正義的體制機制等問題。但是,一方面,由於當時社會各階層、各行業的收入差距較小、社會資源的佔有率差別不大,人們的發展起點和條件較為接近。另一方面,由於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內在要求,國家也盡力提供了相對平等的發展機會和競爭環境,來最大限度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因此,在做大蛋糕的共同意願激勵下,一部分敢闖敢拼、有膽有識的出身普通階層的“能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一批農家子弟通過接受更高教育的方式改變了自身和家庭的命運,個人才智和拼搏精神等內因成為這一階段人們擁有和追求希望的關鍵要件。
然而,做大蛋糕雖是分好蛋糕的基礎,卻不能替代分好蛋糕的功能。在很多情況下,分好蛋糕比做大蛋糕意義更重大、任務更艱巨。蛋糕做不大,肯定分不好﹔蛋糕做大了,未必能分好。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發展,我國的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極大提升,但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狀況尚未根本扭轉,人們對公平正義的渴求也日益強烈,在做大蛋糕的過程中,分好蛋糕的問題越發凸顯出來。特別是在經濟社會結構和利益格局發生深刻變化的情況下,人們擁有和追求希望的條件發生了較大變化。一方面,隨著市場經濟和城市化的推進,傳統意義上的工人群體有了更多自主創業的機會,數以億計的農民開始脫離農耕、走向城市,社會橫向流動呈現出十分活躍的局面。但與之相適應的戶籍、教育、就業、醫療、社會保障、農村土地等相關制度和體制機制尚不健全,社會縱向流動面臨很多體制性壁壘,致使社會上升通道不暢。另一方面,在改革開放中成長起來的富裕階層,依靠自身奮斗創造並享有更多的合法社會財富,應該加以尊重和肯定。但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缺乏合理調節機制的情況下,這種財富優勢會通過代際傳遞的效應,導致“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惡性循環,使階層固化的趨勢明顯加劇。需要強調的是,部分權力部門的腐敗行為和社會上存在的一些所謂的“潛規則”,進一步使公平競爭的環境遭受嚴重沖擊。在這些因素的制約下,伴隨著近年來各類人才的大量涌現和競爭環境的日趨激烈,家庭背景、社會資源等外因在人們擁有和追求希望中的分量漸趨加重。普通階層和弱勢群體不同程度地感受到擁有和追求希望的成本越來越高,而渠道卻越來越窄。
那麼,應當如何保障人民平等擁有希望的權益,提供公平的競爭機會和環境,使人們都能通過自己的不懈努力奮斗,去打造屬於自己的“中國夢”呢?
為人民開拓希望的田野,這是一項長期的艱巨任務和復雜的系統工程。既需要增強政治智慧和戰略遠見,加強頂層設計和宏觀布局﹔也需要增強責任意識和無畏勇氣,制定系統策略和有力措施。
首先,要消減代際傳遞在人們享有社會資源中的負面影響,這是開拓希望田野的基礎環節。代際傳遞是一把雙刃劍,既是人類傳承文明的有效方式,也可造成社會僵化和發展停滯。財富狀況可以代際傳遞,社會資源也可以代際傳遞。而且,越是在競爭環境不健全的條件下,代際傳遞越會成為影響社會公平正義的基礎動因。目前存在的階層固化加劇和社會縱向流動不暢的問題,說到底就與代際傳遞的負面效應緊密相關。為此,一方面,要通過大力調節收入差距、研究加征遺產稅等方式,將代際傳遞中的財富傳遞效應控制在合理范圍內,並建立健全捐助、慈善等相關制度,完善和拓展富裕階層奉獻社會、回報社會的方式和渠道。另一方面,要通過完善和健全制度建設和監督機制,嚴厲打擊影響公平競爭的腐敗行為和社會潛規則。需要指出的是,我國是一個有幾千年封建歷史傳統的國家,封建社會所遺存的諸如封妻蔭子、裙帶關系等腐朽思想在短時間內難以根除,所以,我們在加強制度建設的同時,也要注重從思想觀念上消除封建腐朽思想的影響。
其次,要重拾教育在人們改變命運中的獨特作用,這是開拓希望田野的一個重要著力點。教育之所以能夠改變命運,不僅是因為人們可以通過接受教育來提高自身的素質和能力,還在於通過接受教育更有利於為自己找到事業發展的起點和平台。隻有當教育與就業銜接暢通的時候,教育才能切實承擔起人們改變命運的期盼。近些年,隨著教育事業的蓬勃發展,人們有了更多接受教育的機會,但教育公平問題也愈發凸顯出來。與富裕階層和優勢群體子弟比較,普通階層和弱勢群體子弟在經歷了教育起點和教育過程不平等條件下的艱辛付出后,在教育結果即就業上也存在明顯劣勢,其找到滿意工作的難度大為增加。於是,在社會上也出現了一些質疑教育改變命運的聲音。當前,一方面,要在改革高考招生政策、提高高校特別是名校中農村生源比例的基礎上,按照經濟社會發展需求適時調整教育結構,積極探索教育與就業更好銜接的教育形式,提供更多的就業選擇和就業渠道。另一方面,要著力調整大學生就業政策,減少就業環節,增加就業過程中人才標准評定的客觀分值,減少就業中的人為干預因素,有效維護好普通階層和弱勢群體子弟通過教育改變命運的寶貴機會。
再次,要發揮干部選拔任用對社會公平正義的示范效應,這是開拓希望田野的另一個著力點。干部選拔任用,是社會流動在政治領域的體現,也是全社會關注的一個焦點,對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具有重要的示范效應。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賢,這是選人用人立足五湖四海、著眼四面八方的必然要求。但是,如果不能有效避免社會和家庭資源等外因的過多干擾和影響,選人用人就會缺少活力、缺失公正、缺乏信任,並直接增加平民子弟出身干部對仕途前程的憂慮,極大考驗全社會對實現公平正義的信心。更為重要的是,人才不能獲得公平的發展空間,就可能成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因素。平民子弟出身的干部和各類人才,是我國人才隊伍的主體,蘊含著巨大的力量。充分重視並用好這支力量,是國家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維護社會長治久安的戰略選擇。
袁世凱在竊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實、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后,其私欲和野心並沒有得到滿足,隨后還上演了“復辟稱帝”的鬧劇,成為眾矢之的。耐人尋味的是,這也遭到了曾一直追隨袁世凱的得力部屬段祺瑞、馮國璋等人的堅決反對。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狀況,不可忽視的原因之一,實際上就是一旦恢復帝制后,這些人將永遠失去成為該集團最高領導者的希望和機會。
總之,機會公平是最重要的公平。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馬克思主義政黨堅持以人為本,首先就是要保障人民平等擁有正常和合理希望的權利﹔堅持執政為民,關鍵是為人民創造公平追求希望的機會和環境。黨隻有不斷為人民開拓希望的田野,才能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克服前進道路上的一切艱難險阻,才能保持國家的和諧穩定和長治久安,最終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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