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脫離群眾的問題，集中表現為各種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甚至在一定范圍內還表現得較為普遍和尖銳。

首先，官僚主義是一個動態的范疇，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其表現形式也不盡相同。但是，無論其形式如何變化，實質都是脫離群眾、脫離實際，是與人民群眾的利益相背離的。

早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給官僚主義者畫過像。他說，除了三餐不食這一點外，官僚主義者的其他方面都似一個神像，即一聲不響，二目無光，三餐不食，四肢無力，五官不正，六親不認，七竅不通，八面威風，久坐不動，十分無用。新中國成立后，中央在1953年下發的一個決定中指出：當時的官僚主義，“主要是指某些領導干部，由於不了解情況，不檢查工作，不研究政策，缺乏思想政治領導，抓不住工作中的本質問題和關鍵問題，陷入文牘主義和事務主義的泥坑，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因而造成國家和人民的劇大損失的這一種官僚主義，以及與這種官僚主義同時存在的無組織、無紀律、本位主義、各自為政的分散主義等不良傾向。”1963年，周恩來還系統地列舉了脫離領導、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強迫命令式的官僚主義﹔無頭腦的、迷失方向的、事務主義的官僚主義﹔老爺式的官僚主義等二十種官僚主義的表現形式。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伊始也指出：“官僚主義常常以‘黨的領導’、‘黨的指示’、‘黨的利益’、‘黨的紀律’的面貌出現，這是真正的管、卡、壓。許多重大問題往往是一兩個人說了算，別人隻能奉命行事。這樣，大家就什麼問題都用不著思考了。” 這些概括和闡述，對今天依然具有警示作用。

反對官僚主義，應特別注意端正領導干部的政績觀。在執政為民的過程中，共產黨人必須講政績。做出政績，黨的執政基礎才能穩固，黨的先進性才能得以體現。實績突出，也是黨選拔任用干部的一個重要標准。但是，共產黨人追求的政績，不是某些干部為了自己的升遷或私利，而制造的那種不遵循客觀規律、不符合人民利益的所謂“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也不是不顧及政策的實效性和連續性，片面追求“一個干部一個主張”、“一任領導一個思路”的不負責任的做法﹔更不允許高高在上、漠視群眾疾苦、不顧老百姓死活，用以犧牲老百姓利益的代價來染紅自己“頂戴”的所謂政績。共產黨人追求的政績，是能為老百姓多干大事、干實事，並能得到老百姓認可和贊許的政績。即使這些政績在形式上並不“壯觀”或默默無聞，即使是前任領導提出或已初見成效，隻要符合發展實際、對人民群眾有益，就要一以貫之、堅決落實。樹立正確的為人民服務的政績觀，這是黨的各級領導干部應當具備的最為基本的政治品質和思想素質。

對領導干部的稱謂既是一種習慣，也反映著一種作風。目前，在黨內一部分人中仍存在著“不稱謂領導職務就不足以顯示對領導尊重”的錯誤認識，甚至還有人將自己的領導稱作“老板”、“掌櫃”、“父母官”等，久而久之難免會助長官僚主義的作風。其危害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容易拉大領導干部與群眾之間的心理距離，把來自人民群眾之中的領導干部，逐漸脫離於人民群眾之外。二是容易增加領導干部的“官本位”思想和封建等級觀念，不自覺地強化領導干部的官僚主義意識。實際上，針對這一現象，毛澤東早就作過嚴肅的批評，他指出：“此事沿引了幾十年了，不像樣子。引起了一些官僚主義的作風”，必須“堅決地改過來”、“將職務稱號（如毛主席）一律改為姓名加同志的稱號（如毛澤東同志）”。 近些年，為了遏制這種不良現象，一些地方黨委相繼下發有關文件，要求黨內一律稱“同志”。

“貪名”也是一種嚴重的官僚主義，甚至有時比“貪財”危害更大。為官一任要博得一個好政聲本無可厚非，但卻不能據此而佯裝“作秀”、弄虛作假、欺世盜名，也不能凡事不顧實際效果、一味“認認真真走過場、扎扎實實搞形式”。從長久來看，真正的好政聲隻能來源於真抓實干的作為和實實在在的政績。那些試圖“貪名”的官員，或許能讓自己貪得虛名一時，傷害的卻是群眾對執政黨的整體信任。

在抵制各種形式的官僚主義的過程中，廣大群眾和基層干部也創造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比如，江蘇省華西村原黨委書記吳仁寶，就採用過“用形式主義來對付官僚主義”的方法。他說：“上面說的，符合我們實際的我們做。上面講的不符合我們實際的，我們不去頂，但不做。”這樣的做法，本身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人們對於官僚主義的厭惡和憎恨。

總之，“官僚主義害死人”，而受害者既是老百姓，也是執政黨。官僚主義每加重一步，群眾與黨的情感距離就會疏遠一步﹔官僚主義多表現在基層部門，但根源卻在上級機關﹔官僚主義雖不能馬上威脅政權穩定，卻會逐步消解執政根基。一個政黨要長期執政，必須首先過好克服自身的官僚主義這一關。

其次，腐敗是權力的“寄生虫”。隻要有權力存在，腐敗就可能產生。早在革命勝利前夕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向全黨發出警告：“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 ，而“如果國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軍和我們的黨腐化下去，無產階級不能掌握住這個國家政權，那還是有問題的。”

誠然，從歷史上政權更替的規律來看，腐敗並不是政權消亡的充分條件。僅有腐敗，政權未必就會馬上倒台。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看到很多舊政權的腐敗狀況已達到很嚴重的程度，卻仍能苟延殘喘幾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原因。但是，腐敗卻是政權消亡的必要條件。它在消解人民群眾對政權的信心和支持的同時，也極大削弱著執政基礎和執政能力。當政權所依賴的經濟、社會條件等惡化到一定程度，腐敗就隨時可能成為引爆政權滅亡的“導火索”。歷史上一切舊政權的滅亡，基本上都存在著一個共同的原因，就是未能遏制住腐敗的蔓延，最終被歷史和人民所拋棄。因此，腐敗不除，民心漸失，政權必危。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根據反腐形勢的變化，黨與各種腐敗現象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健全和完善了反腐的體制機制，揪出了一批批“大案”、“要案”，增加了腐敗行為的犯罪成本，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當前腐敗問題依然處於高發態勢，並呈現出一些新特點、新趨向。尤為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的腐敗現象，除了落馬官員級別高、貪污數額大、“群蛀現象”嚴重等特點外，也出現了“期權兌換”、“官蔭二代”及冠以各種“潛規則”面目的腐敗新趨向，必須引起高度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