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談到1937年見到毛澤東時的印象時曾說：在這個“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身上，“不論有什麼異乎尋常的地方，都是產生於他對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這些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貧窮飢餓、受剝削、不識字，但又寬厚大度、勇敢無畏、如今還敢於造反的人們——的迫切要求作了綜合和表達，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

據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1893——1949）》記載：1941年6月3日，陝甘寧邊區政府召開縣長聯席會議，討論征糧問題。天正下著大雨，會議室突然遭到雷擊，延川縣代縣長李彩雲被電擊死。事后，一個農民便說：老天爺不睜眼，咋不打死毛澤東？保衛部門要把這件事當作反革命事件來追查，被毛澤東制止了。這個農民的話引起了毛澤東的深思：一個農民為什麼會說出這樣的話來，它反映我們工作中到底存在什麼問題？毛澤東后來談到這件事時說：“一九四一年邊區要老百姓出二十萬石公糧，還要運輸公鹽，負擔很重，他們哇哇地叫。那年邊區政府開會時打雷，垮塌一聲把李縣長打死了，有人就說，唉呀，雷公為什麼沒有把毛澤東打死呢？我調查了一番，其原因隻有一個，就是公糧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興。那時確實公糧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為了減輕老百姓的負擔，毛澤東抓了兩件事。一是號召積極開展以農業為中心的大生產運動﹔二是實行精兵簡政。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身體力行、率先垂范，始終將正確處理黨和人民的關系、保持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作為立黨之本和執政之基。1960年，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曾向毛澤東談到他自己衡量政治領袖的標准是：“看他是否會為了地位而犧牲他的原則”。蒙哥馬利說：“如果一個領袖為了取得很高的地位而犧牲他的原則，他就不是一個好人。”而毛澤東則強調指出：“一個領袖應該是絕大多數人的代言人。”“這就是原則，他應該代表人民的願望。”“人民是懂事情的。終究還是人民決定問題。”

這些都充分體現了毛澤東身上所具有的那種最深沉、最朴實、最厚重的人民情懷。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澤東之所以能夠成為深受愛戴的“人民領袖”，其根本原因和秘訣，就在於他時刻與人民群眾心心相印、血肉相連。鑒於此，李瑞環1990年在西柏坡參觀革命舊址后曾不無感慨地說道：“除了一切為了人民群眾以外，共產黨還有什麼？昨天我在西柏坡看了毛主席一個批示：‘學會為人民工作’，周總理一個批示：‘學習為人民服務的道理’，他們是何等重視人民群眾啊！”他還深刻闡發了人民群眾的巨大歷史作用及特征，對於我們當前堅定正確的群眾路線和群眾觀點、科學把握黨和人民的關系，具有重要的啟迪價值：

我們的目標在哪裡？動力在哪裡？智慧的源泉，是非的標准，克服困難、堅持原則的勇氣在哪裡？統統在這裡，在為人民、靠人民之中。

群眾最可敬，群眾最可愛，群眾最可憐，群眾最可畏。說“群眾最可敬”，是說他們是歷史的主人，歷史上一切大的進步無一不是人民群眾的功勞﹔說“群眾最可愛”，是說他們干的事很多，要求卻不高，中國老百姓有什麼了不起的要求？能吃上豬肉就高興得不得了﹔說“群眾最可憐”，指的是群眾是最艱苦的，我們的決策出現失誤，后果誰來承擔呢？最終還是群眾吃苦頭﹔說“群眾最可畏”，是說真把他們得罪發怒了，不管什麼人都得垮台，“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這是封建時代政治家都懂得的道理。

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充分表明，正是由於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始終站穩人民群眾的立場，並將其作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才始終贏得人民群眾的信任、擁護和支持，從而戰勝了一個個困難，不斷將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推向前進。

與革命戰爭年代不同，在執政條件下黨則面臨著更為復雜的情況和更為嚴峻的考驗。這是因為，在革命戰爭時期，由於黨沒有處於全面執政的地位，再加上物質條件非常艱苦和匱乏，故缺少腐化墮落的客觀條件。而殘酷的斗爭形勢又進一步促使黨必須時刻密切聯系群眾、緊緊依靠群眾，因而這一時期黨內和邊區政權機構中雖也出現過一些官僚主義、腐敗現象等脫離群眾、損害群眾利益的問題，其表現卻並不是十分尖銳和突出。但是，“苦久了的人難免見風華而把握不住”。 在取得政權后，由於黨處在執政地位，手中掌握了巨大權力和物質資源。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主要從事管理工作的仍然隻能是部分領導干部，“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裡”。 這些領導干部本來是為人民服務的公仆，但面對各種物質和利益的誘惑，其就會面臨更多、更大的脫離群眾和以權謀私的危險。正如陳雲所指出：“從前在瑞金、延安時，想腐化也很難，現在腐化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