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改革開放能否跨越發展，關鍵要看其內外部環境是否具備和有利。實現大發展、大跨越，既要抓住有利的環境和機遇，更要用好這樣的環境和機遇。面對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不善於借助國際環境所帶來的發展機遇，我們的開放就會陷入困境﹔不充分發揮國內環境所蘊涵的發展優勢，我們的改革則會失去根本。

首先，對外開放之所以能夠取得巨大成就，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它既順應了世界發展大勢，又堅持了獨立自主﹔既借鑒了世界先進文明，又保持了中國特色。抓住用好發展機遇，從來都包括趨利和避害這兩方面內容。在當前對外開放廣度和深度不斷拓展的趨勢下，必須處理好全面參與經濟全球化與堅持獨立自主的關系，努力掌握在融入世界中發展自己和在國際競爭中規避風險兩種本領，善於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更好地將“引進來”和“走出去”結合起來，形成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同時，要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方針，將發展的立足點和著力點放在擴大內需和自主創新上，充分利用潛力巨大的國內市場和我國發展的比較優勢，加快推進由“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跨越的步伐，主要依靠自己力量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堅決做到不失掉根本、不依附外國、不迷失自己。

其次，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發展，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已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作為經濟總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並仍在以較快速度增長的新興經濟體，中國的發展必然會對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產生深刻影響。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還必須處理好走和平發展道路與推動建設和諧世界的關系。

一方面，要兼顧國際社會對中國發展的正當關切，向世界表明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誠意和決心，努力消除所謂“中國威脅”、“模式威脅”等各種誤解和偏見，積極塑造和平、開放、合作、和諧的發展中大國形象。在解疑釋惑的過程中，既要切實貫徹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也要注意結合外國人的文化背景和思維方式。李瑞環曾在一次接受外媒採訪時，針對所謂的“中國威脅論”提出過一個觀點。他說：“判斷一個國家是否構成威脅，不在於它發展快慢、是否強大，正像一個人是不是傷害別人，並不在於他的個子大小、身體強弱，而要看他的品德和為人。” 這樣的解釋，說服力較強，也較為符合西方人的思維方式，起到了很好的實際效果。

另一方面，要以更加寬廣的國際視野和積極務實的姿態，擴大同各方利益的匯合點，與世界各國人民一道把握機遇、應對挑戰，努力構建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共同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爭取更長時間的戰略機遇期，為人類的共同進步和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早在1956年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伊始，毛澤東就說過，從辛亥革命到今天不過四十五年時間，中國的面目完全變了。再過四十五年到二十一世紀的時候，中國的面目更要大變，變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胡錦濤也指出：“為人類作出應有貢獻，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早就作出的庄嚴承諾。我們將堅持不懈為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作出自己的努力，爭取對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這樣的積極姿態，對於我國在國際上塑造負責任的大國形象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