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當前我國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主要有哪些呢？

從國內來看，經濟結構不合理和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還沒有根本改變，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不夠協調，人口資源環境壓力加大，改革攻堅面臨的深層次矛盾和各種新矛盾新問題愈發顯現出來。

近些年，伴隨著人們公平意識的日益強烈，住房、就業、教育、醫療、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等民生問題非常突出，漸趨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和制約發展的難點。房價攀升所造成的民怨，教育不公所引起的不滿，收入差距拉大所導致的矛盾，等等，這些問題都牽一發而動全身，直接考驗著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這些問題的形成既有歷史原因，也有現實原因，並且很多矛盾相互交織、疊加在一起，造成兩難的復雜局面，很難在短期內徹底解決。這就是當前我國在實現快速發展以后，發展難度反而日漸增加的一個現實例証。

從國際來看，競爭環境日趨激烈，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上佔優勢的壓力長期存在，可預見和不可預見的風險增多，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提高，這也極大增加了發展的難度。

目前國際上也出現了兩種針對中國的自相矛盾的聲音：在“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的同時，“中國崩潰論”也時有泛起。比如，2011年7月29日，英國《每日電訊報》商業版刊登華納的文章——《通向災難的高速之路》，就借喻之前幾天在我國發生的“溫州‘7•23’動車事故”惡意推測，“中國高速火車脫軌了，中國高速發展的經濟亦將脫軌”。這些歪曲中國、唱衰中國的不實言論，除了別有用心的險惡伎倆外，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國際上面對中國崛起所呈現出的復雜心態，從而進一步使我國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變得更復雜、更微妙了。

人們可能會問：我們不是經常說，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是發展，現在我國經濟確實取得了大發展、大跨越，為什麼解決問題的難度反而增加了呢？

首先，這主要是由“成長的煩惱”所致。發展實踐表明，一個國家在快速發展時期出現這種復雜局面和情況，確實很難避免。這是因為，任何戰略選擇，都難以做到完美無缺，它在著重追求一方面價值的同時，就可能忽略另一方面價值的實現。一個正確的戰略選擇的著眼點和落腳點，不是苛求盡善盡美，而是結合實際解決主要矛盾、主要問題，並對可能產生的負面后果作出清醒判斷、進行有效應對。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要在短期內實現跨越式發展，特別需要集中各種優勢資源，在有條件的領域、行業、地區率先實現突破。這就決定了在發展初期不能做到面面俱到、均衡發展，不可避免地使某些群體在發展中付出更多的代價和犧牲，使某些領域、行業、地區在發展中呈現滯后的狀況，等等。當前，我國在發展過程中日益顯現和擴大的城鄉差距、區域差距、貧富差距、行業差距等問題，就是對“成長的煩惱”這一固有現象的集中體現和現實反映。

正是在這樣的利弊權衡和慎重考量下，鄧小平提出了著名的“兩個大局”的發展思路。在1988年9月的一次談話中，鄧小平對這個思路作了詳細的概括和闡釋。他說：“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 為此，他甚至還提出：“我們本錢少，但可以通過開放，增加就業，搞稅收，利用地皮得點錢，帶動發展各行各業，增加財政收入，獲得益處。” 現在看來，鄧小平所提出的這個發展思路，是符合落后國家的發展規律的，也是符合當時我國的歷史實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