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何時集中解決發展中出現的這些矛盾和問題呢？鄧小平所說的這個“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具體是指什麼時候呢？

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鄧小平針對這一問題提出過一個“時間表”。他說：“太早這樣辦也不行，現在不能削弱發達地區的活力，也不能鼓勵吃‘大鍋飯’，什麼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在什麼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到那個時候，發達地區要繼續發展，並通過多交利稅和技術轉讓等方式大力支持不發達地區。不發達地區又大都是擁有豐富資源的地區，發展潛力是很大的。總之，就全國范圍來說，我們一定能夠逐步順利解決沿海同內地貧富差距的問題”。

實際上，鄧小平在提出這個“時間表”后不久，就意識到了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的復雜性、長期性和艱巨性。1993年9月，鄧小平在同胞弟鄧墾的一次談話中指出：“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的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中國人能干，但是問題也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隨時都會出現新問題。”基於這樣的分析和判斷，鄧小平提出了一個至今仍具極強現實針對性的重要觀點：“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 這些認識和判斷，充分體現了一位偉大政治家的清醒和遠見。

的確，“成長的煩惱”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對煩惱時的滿腹抱怨和束手無策。經歷了煩惱，人的思想會更成熟﹔遭遇了難題，發展的思路會更清晰。無論是對於一個人，還是對於一個國家，煩惱都是成長和發展中不容回避的現象，關鍵是科學認識、清醒判斷、沉著應對。有了這種正確的態度，中國的發展就能夠逐步減少和克服“成長的煩惱”，不斷邁向新的歷史高度。

其次，從發展的自身規律來看，有時發展程度越高，發展的難度就會越大。在傳統經濟學上有一種觀點，稱作“邊際效應遞減”，就與這個現象有著一定的聯系。

邊際效應遞減，就是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如果一種投入要素連續地等量增加，增加到一定產值后，每單位投入所提供的產品的增量就會下降，即可變要素的邊際產量會遞減。

當然，對於一個企業或個別區域而言，這種現象並不一定會出現。因為這種現象的假設前提是“一切其它的條件不變”，而在現實實踐中，周圍的條件和環境幾乎無時無刻不在起變化，特別是在科學技術進步、管理水平提高、開放意識增強的有利條件推動下，甚至更多出現的卻是相反的結果。所以，也有經濟學家提出了“邊際效應遞增”的觀點。但是，對於一個國家、特別是大國的整體發展而言，邊際效應遞減的現象卻是不容回避的現實難題。這是因為，雖然科技進步、管理水平提高、開放意識增強等因素可以從一定程度上抵消或延遲邊際效應遞減現象的出現，但這些影響因素也都有其自身發展的內在規律，其發展達到一定水平后，每向前再推進一步，也都意味著將面臨更多的困難。所以，當一個國家、特別是大國發展到一定高度后，邊際效應遞減的現象則更易於發生。

再次，對於一個國家、特別是大國而言，其經濟規模和發展基數的增大，其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式的不合理，也會增加其發展的難度。這是因為，一方面，經濟規模和發展基數越大，對發展戰略、發展策略、發展環境等因素的要求也會相應提高，從而增加發展的難度。另一方面，發展速度快，並不代表發展程度高、發展條件好。而發展程度與經濟規模和發展基數直接相關，代表著一個經濟體的發展層次和發展水平﹔發展條件則與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式直接相關，決定著一個經濟體的發展基礎和發展潛力。因此，我們不能將發展速度快慢，看作衡量發展程度好壞和評價發展條件優劣的絕對標准。

我國前些年經常會將8%作為GDP增速的計劃指標，這主要是從就業等角度來考量的。事實上，我們很多年份都超額完成了這個任務，甚至將增速提升到兩位數的高度，發展成為當前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我們也看到，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美國，如果GDP增速能到3%左右，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其當政期間的政府就會受到其人民的贊揚。而我們卻不能據此對比認為，我國的發展程度、發展條件，比經濟規模和發展基數比我們大幾倍、現代化整體水平比我們先進很多的美國還要好，我國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美國依然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

總之，困難雖是消極的，但也可以促使我們清醒、激發我們進取。面對我國發展中出現的這種復雜形勢及其產生的症結和根源，“包容性發展”的概念近年來開始引起人們的關注和熱議，也在國家領導人的講話中被提及。這一概念由亞洲開發銀行最早使用，其內涵體現了公平發展、均衡發展的共建共享原則，與科學發展觀的理念相互貫通，對解決當前我國發展中出現的一系列矛盾和問題，具有較強的現實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