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有遠見，才有前途

對改革開放的成功接力，不僅需有清醒、敏銳的頭腦，及時發現和掌握時代的新變化、新要求，更應富有戰略遠見，站在時代巨人的肩膀上深邃把握國家大勢、科學謀劃未來發展。

提起戰略遠見，人們經常會想起清末民初史學家陳澹然在《寤言二遷都建藩議》中的那句名言：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前一句是在時間意義上講的，后一句是在空間意義上講的。而誰能佔領時空的制高點，誰就具有了著眼長遠、俯瞰全局的戰略遠見。

歷史上曾有這樣一個人，他在清朝滅亡前五十年就對此作過准確預言，至今仍令人為他的戰略遠見和遠大目光所嘆服。此人就是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據記載，在1867年7月的一天，趙烈文與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商談時政時，對滿清政權的綜合狀況及其命運作過一個基本判斷。他估計，大概不出五十年時間，滿清政權就會先垮台，而后出現各自為政、割據分裂的局面。后來的事實也印証了趙烈文的這一預言，滿清在1911年滅亡后，中國旋即進入軍閥割據的時代。

歷史上還曾出現過很多像趙烈文這樣極富戰略遠見的人，他們是歷史的守望者，也是未來的預言家。也許他們獨特的戰略遠見和准確的分析判斷，並沒有能夠轉化成推動歷史發展的現實力量，但他們那種遠大的目光、敏銳的洞察力，特別是對歷史發展大勢的深邃把握，卻是后人需要認真學習和努力汲取的。

的確，戰略遠見就是通過對復雜凌亂的歷史和現實情況進行綜合分析，找出事物發展的內部聯系和發展規律，從而對未來趨勢作出科學預見和准確判斷。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領導人民不斷取得革命、建設、改革的勝利，一個根本原因就在於，她是一個始終保持戰略遠見、能夠深邃把握歷史發展大勢的政黨。民族復興的實踐也一次次表明，越是到了轉折關頭和關鍵時刻，這種戰略遠見就愈發顯得彌足珍貴。

中國革命史上著名的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就充分顯現了這一點。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發生。張學良、楊虎城兩位愛國將領出於“停止剿共，改組政府，出兵抗日”的目的發動兵諫，扣留了蔣介石。從感情上講，中國共產黨與蔣介石在歷史上是有“舊仇宿怨、深仇大恨”的。特別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后，蔣介石公開背叛革命，黨的組織機構和革命力量遭受重創，許多共產黨員慘遭殺害。其后的近十年中，蔣介石及其集團對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力量的進攻和迫害就從未停止過。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央紅軍被迫實行戰略轉移，開始長征。雖然長征最后取得了歷史性的勝利，但在不久以后西安事變發生時，昔日戰友們在長征中壯烈犧牲的情景，極易激起廣大紅軍官兵對蔣介石及其所控制的南京政府的憤慨。於是，如何應對這一突發事件，作出有利於抗戰大局的正確選擇，就成為考驗中國共產黨人智慧的一個現實難題。

恩格斯說過：“驚人的才能，即在偉大歷史事變還在我們眼前展開或者剛剛終結時，就能准確地把握住這些事變的性質、意義及其必然后果。” 在經過慎重權衡和反復考量后，中國共產黨人從抗戰大局和民族大義出發，擯棄前嫌，審時度勢，確立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促成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后來的事實証明，這個決策是符合歷史發展大勢和抗戰大局的。正如毛澤東所指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了時局轉換的樞紐：在新形勢下的國內的合作形成了，全國的抗日戰爭發動了。” 之所以能夠在錯綜復雜的局勢下，及時清醒地作出正確的戰略決策，卻不能不說是與中國共產黨人所具有的獨特戰略遠見密不可分。

與之相反，蔣介石及其集團卻缺少了這種應有的戰略遠見。事實上，在西安事變發生前的同年6月，就曾發生過由陳濟棠、李宗仁領導的旨在“北上抗日”的“兩廣事變”。雖然當時迫於各種壓力，該事變最終得以和平解決，但這已充分表明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全面抗戰已是民心所向、大勢所趨。然而，蔣介石卻沒有順應這一歷史發展的大勢，而是選擇了逆勢而為，最終導致了西安事變的發生。這也進一步加深了我們對於國民黨在大陸失敗原因的認識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