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人們熱衷於討論“收入分配”，大都認為中國必須盡快進行收入分配改革，因為這是縮小貧富差距的關鍵。

這種討論和對策隱含的假設是，收入(應)是“分配”的結果，只是原先的“分配”不公平，所以應走向更加公平的“分配”方式。但在我看來，這是一種理解收入和解決貧富差距的錯誤思路，因為收入不應是“分配”的結果。

在一個市場經濟社會裡，大部分人的收入都是自由交易的產物，不是任何人或者組織“分配”的，更與政府沒什麼關系。如果一個人提供的產品或者服務受到消費者青睞，他(她)的收入就會較高;相反，如果一個人提供的產品或者服務不受消費者歡迎，他(她)的收入就會較低。

在這樣的社會裡，隻有公務員或者公職人員的收入可以被認為是“分配”的結果，因為他們的收入來自納稅人，並且是經過公共選擇的過程由民選的立法機構確定下來的。如果討論“收入分配”，似乎隻能針對這些公務員或者公職人員的收入而言，與其他人沒什麼關系。

隻有在一個計劃經濟社會裡，才適合在普遍意義上討論“收入分配”問題，因為那裡所有人的收入都是分配的產物。不要說收入，那裡的一切幾乎都是分配的，無論是糧食、豬肉、雞蛋，還是衣服、職位、工作等，都是由政府分配的。那裡的人群被劃分為三六九等，各種物品都是根據這種劃分進行分配。即使一個人能力再強、再勤奮，他(她)得到的收入也受制於政府的分配。即使一個人不喜歡某個工作，他(她)也隻能服從政府的分配，否則，他(她)就得失業，就沒有收入。從這個意義上講，計劃經濟就是“分配經濟”，幾乎一切都由“看得見的手”分配，一個人的命運就由這種分配所決定。

而當下中國實行的既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市場經濟，也不是完全意義上的計劃經濟，而是一種半計劃半市場的體制。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雖然在一些領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市場化，但金融、石油、電力、電信、鐵路、教育、醫療等諸多行業幾乎完全壟斷在政府手裡，“看得見的手”不斷干預價格和交易。這種經濟形態反映在收入格局上，主要的體現就是壟斷國企工作人員(尤其是管理層)以及手握權力的公職人員收入較高，而眾多的私企打工者和數億農民收入則普遍較低。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印証了這種判斷。譬如，2011年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職工年均工資為42452元，而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均工資則隻有24556元;收入最高的為國有金融行業，其職工年均工資為91364元，而收入最低的則是私營農林牧漁業和“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單位，分別為19223元和11738元。

不難發現，帶有“國”字頭的單位(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國企等)收入大多比較高，而帶有“私”字頭的單位或者群體(小型私企、個體戶、農民等)收入則較低。

如何改變這種狀況?首先，應當致力於減少“國”字頭的單位，減少那裡的職工，減少依靠“分配”獲得收入者的數量。比如，全國有近700萬公務員，很多的單位都是人浮於事，甚至有一些人長期“吃空餉”。

雖然一些公務員的收入看起來並不高，但如果算上他們享有的各種福利(比如福利分房、午餐免費等)，其收入高於大部分群體。再比如，中國的事業單位有近130萬個，職工約有4000萬人，其收入比私企員工、農民等人群高得多，其享有的福利雖然不一定比得上公務員，但遠遠好於大部分私企員工。壟斷國企就更不用說了，其職工是名副其實的高收入群體。

(王建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