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黄与科举考试用书的编纂

内容提要：明代中后期，科举考试和商业出版都特别发达。适应市场的需求，书坊刊刻了大量科举考试用书，很多著名文人成为科举考试用书的作者，袁黄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他编纂了至少十余部科举考试用书，这些书深受市场欢迎，在士人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拟就袁黄编纂的、且在当时已经出版过的科举考试用书进行考证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明代科举考试的指导思想和二三场在整个科举考试中的地位。

关键词：袁黄 举业用书 科举考试指导思想 二三场

一、明代科举考试用出版情况简述

广义上的科举考试用书包括各类经史图书，但明代尤其是中后期，由于科举考试日趋规范化和程式化，大部分读书人考试的目的性更加明确，于是乎不再潜心钻研经书大义，而是转向揣摩时文和答题技巧。本文所说的科举考试用书是狭义的，主要是指科举考试范文和作文技法之类的参考书；另外，明代中叶以后,为了满足士人应考的需要,出现了一大批以考试为导向的阐释四书五经和历史的著作，这类图书虽然也有一定的研究性，但其主旨却是为应考者答疑解惑，因此也属于狭义的科举考试用书的范畴。

早在成化、弘治年间，科举考试用书就开始大量刊刻和流通，其中以《京华日抄》的刊行为标志。明代杭州著名的藏书家郎瑛在其笔记《七修类稿》中说：“成化以前，世无刻本时文，吾杭通判沈澄刊《京华日抄》一册，甚获重利；后闽省效之，渐至各省刊提学考卷也。” 《山西县志》也记载说成化年间“举业者多记《京华日钞》” 。由此可见，《京华日抄》刊刻后，深受士子们欢迎，同类的书也随之大量刊刻，以致引起了一些士大夫的恐慌。成化年间山西闻喜县举人赵仲辉就“奏请禁绝”《京华日抄》 ，弘治四年（1491）正月，时任南京国子监祭酒的谢铎就在给明孝宗的奏疏中说：“今之所谓科举者，虽可以得豪杰非常之士，而虚浮躁竞之习亦莫此为甚。今而不读《京华日钞》，则读《主意》，不读《源流至论》，则读《提纲》，甚者不知经史为何书……臣愚乞敕提学等官，凡此《日抄》等书，其板在书坊者，必聚而焚之，以永绝其根柢。其书在民间者，必禁而绝之，以悉投于水火。” 谢铎焚烧和禁绝《京华日钞》等书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弘治十一年正月，河南按察司副使车玺再次上奏要求焚毁《京华日钞》之类的图书，他上奏说：“祭酒谢铎尝奏革去《京华日抄》等书，诚有补于读书穷理，然令行未久而夙弊滋甚。《日抄》之书未去，又益之以《定规》、《模范》、《拔萃》、《文髓》、《文机》、《文衡》、主意之书，未革去又益之以《青钱》、《锦囊》、《存录》、《活套》、《选玉》、《贯义》，纷纷杂出，由禁之未尽得其要也。乞敕福建提督学校官，亲诣书坊，搜得书版尽烧之，作数缴部，仍行两京国子监及天下提学，分巡分守等官严加禁约，遇有贩卖此书并歇家各治以罪。若官不行禁约，坐以不奉诏令之罪。” 弘治十二年，孔庙和建阳书坊先后发生火灾，吏科给事中许天锡认为这是上天的警戒，上奏要求焚毁时文类的图书：“夫职正教不修，上之所尚者浮华靡艳之体，下之所习者枝叶芜蔓之词，俗士陋儒妄相裒集，巧立名目，殆且百家梓者以易售而图利，读者觊侥幸而决科……其余晚宋文字及《京华日钞》、《论范》、《论草》、《策略》、《策海》、《文衡》、《文髓》、《主意》、《讲章》之类，凡得于煨烬之余者悉皆断绝根本，不许似前混杂刊行。” 正德年间（1506-1521），时文类的图书仍在不断刊行，正德十年（1515）十二月南京礼科给事中徐文溥上疏说：“近时时文流布四方，书肆资之以贾利，士子假此以侥幸，宜加痛革。凡场屋文字句语雷同，即系窃盗，不许誊录；其书坊刊刻一应时文，悉宜烧毁，不得鬻贩……”

从以上几个奏疏可以看出，《京华日钞》出版后，各种名目的同类书纷纷出版，至少有二十种。其中《源流至论》、《提纲》、《主意》、《论范》、《论草》、《策略》、《策海》、《文衡》、《文髓》、《讲章》等大都是南宋科举考试用书 ，由于天顺至弘治年间“晚宋文字盛行于时，如《论范》、《论学绳尺》之类，士子翕然宗之” ，因此这些图书在成化和弘治年间得以重版。

虽然在成化、弘治和正德年间科举考试用书就大行其道，但种类毕竟有限，而且大部分读书人仍然皓首穷经，潜心于《四书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以及历代正史。但是到嘉靖、隆庆年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整个科举考试类图书处于一种供销两旺的态势。嘉靖年间的李濂曾说：“比岁以来，书坊非举业不刊，市肆非举业不售，士子非举业不览。” 到万历年间科举考试用书的刊行已经达到高潮并持续至明末，这时的士子们“皆以书坊所刊时文竞相传诵，师弟朋友自为捷径，经传注疏不复假目” 。

科举考试用书品种的增多也使市场竞争加剧，为增强竞争力，书坊主纷纷延请一些著名文人和科举考试的佼佼者编纂此类图书，因此很多著名的文人甚至是当朝士大夫也加入了科举考试用书的编纂活动，袁黄就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