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黄与科举考试用书的编纂【6】

9．《史汉定本》、《新镌了凡家传利用举业史记方润》

《史汉定本》又作《新刻凡袁先生纂辑史汉定本》，四册，十八卷，每册以分别以元、亨、利、贞名之。该书是袁黄对《史记》和《汉书》中《高祖本纪》和部分西汉人物传记的纂抄，旁有袁黄以小字作的评注。具体编纂年代不详，有建阳书林余象斗刻本，《袁了凡文集》收录的可能就是这一刻本。

《新镌了凡家传利用举业史记方润》五卷，具体编纂年代不详，万历王养虚二酉斋刊，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中》载有此书，但未注藏于何处。笔者遍查各种图书馆藏书书目，也没有查到藏处。

10．《袁了凡先生汇选古今文苑举业精华》

共四集。该书国内未见藏本，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有一部。笔者未及查阅。该书的扉页上有一段广告性的“题识”：“袁了凡先生，迩不课儿，已选《举业定衡》（指《游艺塾文规》——引者注），海内珍之，兹复选举精华，以为后场之助，此最便科家捷径，故并梓之。” 由此可见，该书主要是针对第三场的。

除上述科举考试用书外，袁黄还著有“《袁氏易传》十二卷、《毛诗袁注》三十卷、《尚书大旨》八卷、《春秋义例》三卷” ，这些书虽然主要是研究性的，但在当时也是深受士子欢迎的科举考试用书。

四、明代科举考试的指导思想和二三场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

1．明代科举考试的指导思想

对于明代科举考试，学界一般笼统地说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非常错误的。如果我们动态地考察明代科举考试，就会发现，明前期的科举考试确实以程朱理学为指导，考生在答卷时大都能“专以程朱传注为主” 。但明中后期情况就截然不同了，科举考试中开始大量出现“引用《庄》、《列》、《释》、《老》等书句语者”，士子门开始“以六经为滥套，而引用《左传》、《国语》矣。《史》、《汉》穷而用六子；六子穷而用百家，甚至取佛经、道藏，摘其句法口语而用之”。 这种变化无疑是受阳明心学的影响，大致始于嘉靖年间，袁黄在嘉靖三十五年“大删朱注”的《四书便蒙》、《书经详节》“遍传天下”，“家家传习”就是有力的明证。隆庆二年，李春芳担任会试主考官，他所作的程文不但以王学解经，而且明显地以《庄子》之言入文，这在以前是绝对不可想象的，顾炎武认为“自此五十年间，举业所用，无非释、老之书”。 顾氏之言虽然有所夸张，但也反映了隆庆、万历年间科举考试指导思想的变化。时人徐显卿在一封信中也说：“窃惟文体士风与时高下，今士子所业者，久已离去本根，习为怪诞，其佶屈似深，其虚空似雅，其诡谲似奇，其剿袭似实，不知精神心术，悉逐于游淫汗漫而无所归着，他日形之施为，自然以凌逾为广大，以矫亢为廉洁，以倾险变幻不可测识为高明，弊极矣。” 这里所说的“本根”实际上就是指程朱理学，这段话表明程朱理学已经丧失了在科举考试中的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