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黄与科举考试用书的编纂【3】

三、袁黄编纂的科举考试用书考述

如前所述，袁黄在得到孔姓异人的启示之后，开始走上了举业之路。从此，除了中间六年短暂的仕宦生涯外，袁黄的整个一生都和举业联系在了一起。53岁以前，他刻苦学习举业，认真研读当时和前朝举业名家的范文，还曾师从唐顺之、薛应旂、瞿景淳等八股文名家学习作文。他践行功过格，广做善事，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科举，这一点，他的“立命之学”可证：袁黄在听了云谷禅师的一席话后，“拜而受教，因将往日之罪佛前尽情发露。为疏一通，先求登科” 。削职归家后，袁黄一直教授子侄和门徒举业之学，编纂了大量的举业用书。

据不完全统计，袁黄编纂并出版的举业用书有：《荆川疑难题意》、《四书删正》、《书经删正》、《谈文录》、《举业彀率》、《心鹄》、《四书疏意》、《二三场群书备考》、《游艺塾文规》、《游艺塾续文规》、《新刻八代文宗評注》（《评注八代文宗》）、《古今经世文衡》、《史汉定本》、《新镌了凡家传利用举业史记方润五卷》等十余种。下面笔者依次对这些书的编纂情况作以考述。

1．《荆川疑难题意》

《荆川疑难题意》是袁黄参与编纂的第一部举业用书，编纂和出版时间是嘉靖二十九年。这一年，袁黄跟随唐顺之学习举业，时间长近两个月，该书就是在这期间举业笔记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袁黄在《游艺塾续文规》中说：

予十八岁见荆川唐先生于嘉兴天宁寺之禅堂，即礼之为师，相随至杭，往返几两月……我朝夕执书问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大约皆完，除平常易晓者不录，录其深奥者，曰《荆川疑难题意》，先生又躬阅而手订之，始付剞劂。

由此可见，《荆川疑难题意》是唐顺之从科举考试的角度对四书所做的阐释，袁黄根据笔记做了初步编纂整理，唐顺之审定后付梓。该书不仅没有流传下来，而且未见他书记载，因此我们无从知晓它的具体内容。

2．《四书删正》和《书经删正》

《荆川疑难题意》付梓后，袁黄又作《四书便蒙》、《书经详节》，“大删朱注而略存其可通者，于嘉靖乙卯年刻行”。这里的“乙卯年”即嘉靖三十四年（1555）。这两部书当时都没有署名，出版后“遍传天下”，“家家传习”。五十年后，书坊又重版了这两部书，袁黄的友人将书名分别改为《四书删正》和《书经删正》，并署袁黄名字于上，结果招致“众口之呶呶”。

《四书删正》和《书经删正》是从科举考试的角度，在删简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和蔡沈的《书经集注》的基础上对四书和《书经》做的阐释，实际上是对朱熹等宋儒的反动。袁黄在《与邓长洲》中说四书五经“句句皆是家常实话”，批评朱熹等“宋儒训诂如举火焚空，一毫不着”，为此他“悯正学之蓁芜，开久迷之眼目”，决意要对《四书章句集注》和《书经集注》进行删节，进行重新阐释。时人李乐在《见闻杂记》中说《四书删正》“全不用朱夫子注，又见涂抹四书，凡圈外注全涂抹，其正注学、庸，十涂一二，论、孟十涂四五” 。一些固守朱熹传注的士人开始攻击袁黄，斥责其“妄批削四书、书经集注”，刑部主事陈幼学还“驳正其书，抗疏论列”，结果这两部书皆遭查禁，“镂板尽毁”。 当时的礼部郎中蔡献臣“取其书细加翻阅”，见袁黄“将朱注尽行删削，甚至并其注而僭改之，中间异说破辞又多有与紫阳抵牾者”，因此他要求各地提学官将《四书删正》和《书经删正》等书“原版尽行烧毁，其刊刻鬻卖书贾一并治罪，仍严谕生童不得为其所祸，藏留传诵”。 但是，“禁之愈严而四方学者趋之愈众” ，袁黄的声望反而因此进一步大增。

现在《四书删正》和《书经删正》皆未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