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黄与科举考试用书的编纂【8】

2．二三场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

明代中后期，很多人批评当时科举考试只重首场，“而不深求其二三场” ，绝大多数学者据此认为明中后期的科举考试据第一场考试结果定去取,不看二三场；但是从当时出版的科举考试用书的种类看，时人的批评和后世学者的看法有失偏颇，笔者认为，明中后期实际的情形是首场确实最关键，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考官在阅卷时，既要看第一场的八股文成绩，也要看第二、三场的论、判、诏诰表和经史时务策的成绩。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明中后期专门针对二、三场的科举考试用书至少有上百种，而且绝大多数都是书坊所刻，这说明当时这类图书的需求量也很大。如果考官判卷只阅首场，二三场考试只是敷衍塞责的话，唯利是图的书坊绝对不会刊刻那么多专门针对二三场的考试用书。很多历史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如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李玑在嘉靖三十八年的担任会试主考官时就是三场并重，他在《会试录序》中写道：“故事匦卷入必先同试，同试可，而后主试者得受册览观焉，臣虑或遗良也，语同试考更搜之弃卷中，分阅合校加详焉，必三试称众见佥同者收之。” 明中后期还有因二、三场成绩优异而被录取者，据明末清初的诗人施闰章记载，嘉靖四十四年中进士的归有光就是因第三场成绩优秀而被录取的，他说：“昔归震川先生老于棘闱,亦缘后场入彀。” 而袁宏道乡试时也是以后场优异中第，他“戊子（1588年——引者注），举于乡，主试者为山东冯卓蓭太史，见其后场，出入周、秦间，急拔之” 。

关于二三场在整个科举考试中的地位，从袁黄所编纂的科举考试用书中也可窥见一斑。

首先，在《游艺塾续文规》中，第五卷大部分内容是讲论、表、判、策等二三场的作文技法；另外，《古今经世文衡》、《史汉定本》、《旁注史汉芳润》、《新镌了凡家传利用举业史记方润》、《袁了凡先生汇选古今文苑举业精华》则主要是针对二三场的科举考试用书，如果二三场可有可无，精明的书坊主是不会投资刊刻这类图书的。

其次，袁黄本人的科举经历也说明当时的科举考试并非只重首场。隆庆五年袁黄首次参加会试，虽然因头场经义作得好而“本房取首卷”，但却因“五策不合式下第”。

再次，归有光“缘后场入彀”之事在《游艺塾续文规》卷三中有更加详细的记载。归有光“博恰有盛名”，但因其“经书义涉古奥”，一般人都很难理解，因此先后参加了八次会试都未及第，嘉靖四十四年，59岁的归有光第九次参加会试，高拱为主考，余有丁为分考官，恰巧归有光在其分房，余有丁看了归有光头场的八股文后，知道是他的卷子，对几位同考官说：“此可中否？”结果几位同考官都感到为难，余有丁又说：“此去有司之绳墨甚远，然非凡品，姑置之俟检后场以定去留！”等看了后场后，余有丁对同考官说：“真巨儒笔也！”但是，余有丁不敢送初场文字给高拱，“但以二三场送阅，遂得中选”。 袁黄的记述印证了清初诗人施闰章的记载。归有光首场达不到录取标准，“去有司之绳墨甚远”，但却凭借二三场中第，而且主考官竟然没有看其首场文字，这也说明了二三场也很重要，在个别情况下甚至成为是否被录取的关键性因素。

综上所述，通过对袁黄编纂的科举考试用书的考订和分析，结合其他历史资料，我们可以澄清很多对于明代科举考试的错误认识：明中后期虽然仍有一些士大夫固守程朱理学，但其在意识形态上的绝对统治地位却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在科举考试中，指导思想开始多元化，阳明心学的地位超过了程朱理学；科举考试中首场虽然最重要，但二三场也很关键，长期以来学界比较普遍认同的明代科举考试“只重首场”和“八股取士”的提法是错误的，至少是欠妥当的。

发表于《西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