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黄与科举考试用书的编纂【7】

袁黄曾师从阳明学的传人王艮，又曾得云谷禅师点拨，因此笃信禅宗学说，他的举业思想明显受阳明心学和禅宗思想的影响。他在自己编纂的举业用书中明确贬低朱注，主张“毋执一说”，大肆批评“宋儒训诂如举火焚空，一毫不着”，王锡爵之子王衡讽刺朱熹“理欲知行动辄分为两截，正如好座堂房零星夹断” ，袁黄将其编入《游艺塾续文规》中。袁黄主张作文“要包罗天地古今之态，又要赤洒洒不染一尘……须先扫除鄙秽，涵泳性灵，有暇先静坐三四月或半年，否则亦须随事遣情，于念中息念，将奔驰纷扰之妄心，艳慕纷华之妄见减得一分便有一分干净，久久自然尘芬渐退，澹泊虚融，然后取五经、周礼、老庄、列、荀、韩非、吕览、左、国、史、汉，次第读之” 。类似的话在袁黄编纂的举业用书以及其他著作中还很多，如在《游艺塾文规》中，袁黄又说：“今之做举业者，幼时染缘尚浅，天真尚存，其文可看，长而一涉俗事，未及四十气便衰而笔便窘矣。若是真修行人，虽七十八十，其知愈神，其文弥妙，惟其有本故也” 。在卷四中袁黄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举子业……工夫全在平日涵养，胸中带一毫世情俗味则污此文趣矣，后生小子多玲珑可玩，以其染世浅而心常清也，至三四十岁文多滞塞者，尘累多而心杂也。”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袁黄的举业思想深深打上了心学和禅宗的烙印。袁黄还经常直接拿禅宗的语言来论述作文技巧，如他在《答钱明吾论文书》中说：“留心性命，屏除俗虑，诵中存习，作中存养，使腔子内精神常聚，生机常活，此举业本领工夫也！禅家谓，尽大地俱是晤门，故洒扫应对可以精义入神，岂有终日理会圣经贤传而反做障碍者乎？” 袁黄自己就是在接受了禅宗的静坐和修行思想，通过“顿悟”达到下笔成章的作文境界的：

仆庚午春读书于南京燕子矶……胸中无一毫杂累，终日作文沉思……颓然如醉，兀然如痴，蠢蠢然又如不晓事者，数月之后，一日偶从诸友登矶，远望江云，恍然如囚人脱夹，不胜鼓舞……自后题目到手便能成章，从前许多苦心极力处皆用不着矣！

不仅袁黄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当时很多举业大家都如此，袁黄的老师唐顺之就是其中的一个，还就曾劝戒袁黄多读禅书：

若《楞严》、《维摩》、《圆觉》诸经，皆所谓异书也。不但东坡苏公之文于《楞严》得悟，我于禅书不止此三经，涉阅颇广，自知得益甚深。吾弟于世情颇淡，今将一切闲书尽从屏省，只将此三经从容熟玩，句句要透悟本心，字字要消归自己

袁黄将包含这段文字的书信收入了《游艺塾续文规》。

以上引文不仅反映了禅宗对袁黄举业思想的影响，阳明心学的影响也可由此洞见，下面两段引文则更能体现心学对袁黄举业思想的影响：

文者枝叶也，其根本在心，心无秽念则文清，心无杂想则文纯，心不暴戾则文和，心不崎岖则文平，心能空廓则文高，心能入微则文精……故欲工文先当治心……

鄙人尝论作文之法大概有五：一曰存心，二曰养气，三曰穷理，四曰稽古，五曰透晤。夫文出于心，心丽则文丽，心细则文细；其心郁者其文塞，其心浅者其文浮，其心诡者其文虚，其心荡者其文不检……

阳明心学和禅宗对举业的影响绝不仅限于袁黄，袁黄所编纂的处处渗透着心学和禅宗思想的举业用书的畅销就说明了这一点。实际上明代中后期绝大多数的举业大家都受阳明心学和禅宗思想的影响，篇幅所限，不再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