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陆娅楠 熊 建
●中国经济结构已经和正在发生着具有中长期意义的转折性变化。与过去30多年不同，现在的结构正逐步转向以消费、服务业为主，更多依靠内需，更多从要素效率提升获取动力
●当前财政金融风险隐患集中在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产能过剩行业和影子银行等领域。应通过改革强化约束、增进效率，让局部风险有序释放
●改革的资源是有限的，只能选出那些最重要的，而且关联性最强的先改革。那些能让国民经济运行效率得以提高的改革，都应该放在最优先的地位
●今年要继续减少行政审批，一方面是政府减少对市场不必要的干预，审批权要放给市场，另一方面就是在不同级别的政府之间确定管理责任
2014，改革之年。在各种不确定因素下，如何避免地方债务危机爆发？推进新型城镇化如何不再走老路？在3月22日到23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上，海内外官员、专家各抒己见，为全面深化改革出谋划策。
风险防控——
“中高速增长的平衡点还没有找到”
“中国经济目前仍处在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期。但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还没有找到，可能还有一个探底的过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坦言。
今年前两个月的统计数据，从侧面验证了刘世锦的担忧，虽然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在较高水平，但从纵比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增幅都有所回落。此外，出口、用电量、铁路货运量等多项重要指标均不容乐观。
如果说“谨慎乐观”是众多研究机构对今年世界经济的预测，那么“增速放缓”、“压力不小”便是不少经济学者对今年中国经济的研判。在增速换挡的过程中确保“换挡不失速”，必须正视经济运行中的风险与挑战。
防控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首当其冲。刘世锦分析，当前财政金融风险隐患集中在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产能过剩行业和影子银行等领域。他们之间相互交织、相互传导形成了一个风险传递的循环。“应正确处理局部风险和全局风险的关系，通过改革强化约束、增进效率，让局部风险有序释放，争取不出现系统性风险。”
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往往因为其隐蔽性高，影响更大。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指出，尽管我国公共债务还处在安全区域内，但很多债务是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规范性差，构成风险的重要来源。
“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往往在事前、事中无法有效防范，一旦资金链断裂，必然要采取‘救火’方式平息事态。不仅成本比较高，还会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非常大的损害。”贾康说，某些地方政府债务非常高，应该给予特别关注和进行风险防范，“大量地方债绕过预算法，以融资平台的形式去借，这里面其实有很多苦衷，不能简单责备当事人，暴露的是制度方面的弊病。”
改革破题——
“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是不改革”
“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是不改革。”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分析，无论影子银行、地方债务，还是房地产泡沫，都是不改革的产物，其风险都需要通过改革来克服。
无论是短期的保增长，还是长期的提质增效，都需要改革来激发活力，支撑可持续力。改革千头万绪，什么是牛鼻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列出的改革项目共336项，改革最好按需求排序。“改革的资源是有限的，只能选出那些最重要的，而且关联性最强的先改革。那些能让国民经济运行效率得以提高的改革，都应该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吴敬琏分析，现在对于改革的先后顺序意见不一，有的认为应该先易后难，也有的建议形成共识的先改，但他认为最必要的改革就应该优先出台，“即便这些改革没有形成共识，也要做工作尽快形成共识，否则改革最终会受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建议，改革的重点应放在以交易所为代表的高端市场。“其中一个就是资本市场，因为它的带动性非常强，具有价格发现功能，可以有效解决资产重组中的定价问题。”他说，过去30多年的改革使中国初级市场发育较成熟，但今后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土地流转，完善社保基金运作，以及解决未来城镇化的融资问题都有赖于高端市场的改革。“让民营资本进入垄断性较强的市场，如果没有有效的资本市场帮助做配置，是很难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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