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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回顾】专家称养老保险制度仍存诸多缺陷 亟须从顶层优化
胡晓义:养老保险最终要“并轨” 正顶层设计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企业基本上都是国有性质,企业职工是“单位人”,在职时的工资、退休后的养老,完全由单位负责。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冲击了传统的劳动保险制度。为平衡不同企业的退休费用负担,广东等地开始试行退休费用社会统筹。随着企业用工制度和工资福利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1991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规定社会养老保险费用由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实行社会统筹。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在企业大规模覆盖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当时,我国国有企业普遍出现经营困难,许多企业发不出退休金。有的企业用卖不掉的产品抵退休金,有的干脆不给办退休。在此背景下,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加快扩面,并提出了“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的任务目标,解决职工“领不到养老金”这个最突出的矛盾。企业职工养老从“单位保障”迈向了“社会保障”。【详细】
加快养老“并轨”并非过高承诺
近年来,社会上对养老“双轨制”,即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采取不同的养老制度,议论颇多。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近日表示,国家已采取多种措施,积极推动养老“双轨制”所导致的不合理差距问题的解决,制度的最终统一,也就是“并轨”,这个大方向是明确的。人社部正在抓紧研究养老保险顶层设计方案,将在适当的时候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方案成熟后,所涉及的各项改革举措将逐步实施。【详细】
厉以宁:国有企业改革准确地应该叫“国有资本体制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准确地应该叫“国有资本体制改革”。国有资本体制改革分两个层次:国有资本配置体制改革,要点是使国有资本配置优化,结合结构调整进行,产生更高的配置效率;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要点是改革后的国有企业一律要按股份制企业模式运行,使企业效率提高,使国有资本保值升值。
国有企业应当自觉实现国家发展战略,为社会尽更大的责任,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国家的政策目标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发挥各自优势,有公平竞争也有合作,形成双赢共赢。“国退民进”或“国进民退”都不应是政策目标。【详细】
邢伟:地方债膨胀不能归咎于分税制
近期,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受到各方更多的关注,特别是在美国底特律市向联邦政府申请破产保护后,关于中国地方政府是否也会资不抵债,最终如同底特律一样走向破产的讨论十分热烈。
在反思地方政府债务膨胀的原因时,很多人把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看作罪魁祸首,认为分税制后财权过度向中央财政集中,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导致地方政府入不敷出,债务雪球越滚越大。但事实上,简单地把地方债务问题归罪于分税制缺乏客观的分析,并非负责任的科学态度。【详细】
中国当前的国际环境状况是“树大招风”吗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复杂深刻的变化,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一跃成为当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步入国际舞台万众瞩目的中心地带,致使中国的和平发展在现有国际体系的周旋空间在缩小,不触动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利益格局和地区秩序的难度在上升,不承担地区和国际事务治理责任的机会在减少。中国不仅在国内改革开放进程中进入了“改革深水区”,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国际舞台上步入“树大招风期”。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面临着崭新的国际环境。如,欧美国家“驯服中国”的规制性压力;中国迅速崛起的震荡效应凸显,在周边地区演化成一种群体性焦虑,周边地区正在成为中国和平发展的“围城”;还有一些防不胜防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尤其是在能源、环保和领事保护方面对中国外交能力的要求急剧上升。【详细】
陈昌盛:守底线化风险是当前宏观政策的重点
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速有所回落,但仍处在预期范围内。在向中速增长阶段转换的进程中,旧的增长惯性依然存在,新的平衡尚未形成,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愈加显现,经济运行的脆弱性、不确定性超出以往。展望下半年,国际经济形势总体企稳,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仍在,经济运行需要在调结构、去杠杆、稳增长之间取得平衡。宏观政策应坚持守住底线、以稳促进的思路,把控制和化解系统性风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保持经济运行基本稳定,促进增长阶段平稳转换。【详细】
李扬:根据实体经济转变推进金融改革
李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可以进一步沉下心讨论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金融,归根到底就是怎么样来推进中国的金融改革。过去有一些金融改革政策由于脱离国情没有成功,现在有些已经得到了纠正。金融改革不能仅仅体现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怎样设置我们就怎样设置,改革必须要符合国情,必须要符合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不符合国情不符合实体经济需要的,再好也不能用。所以说,实体经济未来的变化决定了未来哪些改革措施是应当做的,而且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其次,对于金融改革与发展绩效的问题,是以其是否有助于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为考察标准的,金融发展与改革规划的核心线索是国情和服务实体经济。这两点决定了需要从实体经济的变化来探寻金融改革的路径。【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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