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国家的经济学说都首先是为解决本国的经济问题而兴的，民族特色非常明显。学说史上一个非常明显的典型例子是德国李斯特的学说。他在1841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当时的德国虽然如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教授都是外国的小学生，但也有例外，竟有李斯特这样富有民族性个性、不愿做盲从者应声虫的经济学家。发达国家都把自己的经济学说说成是世界性的，宣称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一切国家的利益，是全体人类社会的利益，以便向世界推介，要以他们的“世界主义或世界范围的经济学”来代替落后民族的“国家的经济学”。深谙本国国情的李斯特就不信这个邪。他说如果真按世界主义行事，落后国家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德国只能成为经济强国的附庸，对英国等可以贡献的就只有停留在一些儿童玩具、木制钟、哲学书等等之类的东西了。出于这种忧虑，他竭力主张落后的德国必须努力发展自己的现代工业，国内消除割据壁垒，对外实行关税保护，保护国内工业发展。阐明一个国家只有农业，就象人只有一个臂膀一样，靠农产品交换别国的工业品，就要受制于人。为此他提出广义生产力论，认为整个国民经济是个体系，政治、制度、宗教、科学、艺术、教育等等都是生产性的，要全面发展。李斯特的学说虽然当时没有得到普鲁士容克地主的认可，1846年他就自杀了，但在他死后不久的60年代就被采用，德国工业很快发展起来，19世纪末已是欧洲的工业强国了，李斯特也被谥誉为德国的工业之父。李斯特的这种民族精神是值得钦佩的。

1927年胡适被邀在“中国经济学社”上海年会上发表的演说时就对盲从西方经济学表示不满。他说：“此种‘洋经济学’实与中国国情不甚适合。故中国经济学家，决不当以人云亦云自囿。”①胡适和上面提到的夏炎德的这种不满，不是少数。于是我国经济学界也有不少例外的杰出者，出了一些有独立见解的著作。如马寅初在1935年出版了《中国经济改造》，书中就说：“吾极端主张保护政策，以卵翼本国方在萌牙之工业，以图挣脱帝国主义者之经济锁链。”②于是提出一些改革主张。虽然其见解是否正确，当可另行评价，但不失其民族精神。1946年王亚南出版《中国经济原论》一书，全面深刻地分析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形态，其科学精神如洞中烛照。解放后优秀论著就无可伦比地自然更丰了，最具代表性的当数马寅初1958年出版的《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孙冶方1985年出版的遗著《社会主义经济论稿》。马寅初不唯上，孙冶方不唯苏，以大无畏的科学精神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即使遭到批斗也不屈服。这种精神就值得我们学习。在必要的学习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同时，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承担起创建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中国经济学的义务与责任。

政治经济学在我国边缘化，还因为政治经济学以“政治”冠名，在我国就一直被误解为是政治学科，除经济学专业之外，都当作思想教育的政治课来开。加上过去极左思潮的影响，这门被誉为古老艺术的严肃学科就被在一定程度上贬义糟蹋了。

①（中国经济学社社刊《中国经济问题》第一卷第345-346页。

② 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6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