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经济学一个标志性的特点就是表述语言数学化，不论什么主题都是千人一面，万人一腔，一律以定量分析为主，充塞数学方程和数学模型。所以我国现今的许多经济学杂志用稿取舍都以是否有数学方程与模型的定量分析为前提，迫使年轻学者、博士生也依样画瓢，似懂非懂地都要生搬硬凑一些数学图型，以致产生大量思想平庸表述芜杂的烂文章，造成精神与物质的巨大浪费。数学在经济学的应用本已是无可厚非的，从法国数学家奥古斯丹?古诺在1838年出版《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一书开先河以来，已有170多年的历史，数量经济学也早已定型为重要学科。问题在于要用得恰到好处。可不论所分析的经济问题的性质，过火地滥用数学，就是画蛇添足了。现在我国经济学界像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凯恩斯的投资乘数理论那样成功地数学应用有多少？而且当代西方经济学在定量分析上能取得重大成就者一般都是数学家，如去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原本都是杰出的数学家：哈佛的埃尔文?罗斯是哈佛的运筹学博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伊德?沙普利是普林斯顿的博弈论博士。而我国经济学界的数学基础普遍薄弱，数学系毕业的就极少见。有必要都要走西方经济学的套路吗？更何况经济学重在将经济问题所在所解阐明说透，让社会理解和接受，以促使经济问题的解决与增进人民的福祉，因此定性定量分析应以定性为主。精通数学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不用数学演绎，有理有据地适时提出自由放任的主张影响全世界而至今长盛不衰，就是最好地说明。我们需要的首先是经济思想家，其次才是经济数学家。一个多世纪了，我们有何理由要再做外国永不毕业的小学生呢？

当代我国经济学界面临的是如何又好又快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当今世界专属中国的独一无二非同寻常的超大问题，是任何当代西方经济学都不可能提供启示的（可借鉴的只是经济管理和经济全球化方面的理论），需要我们自己以中国人的国格人格从国情出发去独立自主地探索。精通西方经济学的陈岱孙生前就说过：“任何外国的理论和模式，即使是科学的，在彼时彼地行之有效的，也不能作为我国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直接移用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外国的理论，即使是最优秀的，也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创造。”③陈岱孙还一直告诫“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不可须臾离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将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与世界经济研究紧密结合起来。”①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说：“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也就不能动摇。因此，我国经济学界更没有理由奉当代西方经济学为我国的主流经济学，再甘愿做它的小学生。相反，要在创建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中国经济学中，堂堂正正地做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中华民族复兴的学者！

① ②夏炎德：《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87、190页。

③陈岱孙、杨德明：《关于当代西方经济学评价的几个问题》，《红旗》198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