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训三：享乐主义思想不断蔓延

列宁时期，时任苏维埃粮食人民委员的瞿鲁巴因饥饿晕倒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为了保证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别干部的基本生活，列宁建议设立“疗养食堂”。从斯大林时期开始，出现过“钱袋制度”，即当时的党内高级领导干部，除了工资之外，还会同时收到一个装有特殊津贴的“信封”。但斯大林时期和赫鲁晓夫时期，特权现象并不严重。勃列日涅夫时期，扩大了干部特权的享有人数，提高了特权标准，“特供商店”大量出现，针对党员干部的免费食堂、高级别墅和豪华汽车等也大幅推开。此时，特权现象开始在整个干部队伍中不断蔓延。

作为苏共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享乐主义思想无疑在苏共党内和广大人民群众面前树立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反面典型。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具有浓厚的“勋章情结”，在喜欢给别人颁发各种勋章或奖章的同时，还热衷于“自我授勋”。据不完全统计，他一生共获得过多达数百枚的各类勋章或奖章，以至于在勃列日涅夫死后葬礼的送行队伍中，仅为他捧勋章或奖章的军官就有44人之多。在1978年，勃列日涅夫甚至还获得了代表苏联军队最高荣誉的“胜利勋章”，从而成为了二战结束之后获得该勋章的第一人。除此之外，勃列日涅夫还乐于向别人炫耀其奢华的物质生活。在当选苏共最高领导人后，勃列日涅夫就曾志得意满地带着其从乡下赶来的母亲炫耀其豪华别墅以及其他贵重礼品、豪华轿车等。

除了最高领导人，苏共党内的享乐主义思想已经逐步蔓延到了整个特权阶层。这一阶层的主体力量是那些握有实权的党政干部，他们位高权重，自成一体。据俄罗斯学者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至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

在全社会一片上行下效的风气之中，特权阶层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资源，大兴享乐主义与特权腐败之风。利加乔夫曾回忆道，当他担任苏共中央组织部长后，第二天就配备了“海鸥”牌汽车。而当他提出自己不喜欢乘坐这个型号的车，并且想换一辆低级一点的车时，利加乔夫本人竟因搞“特殊”，“破坏机关风气，使其他干部为难”的缘故受到了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训斥。由此可见，在森严的等级序列之下，苏共党内的特权格局已经逐渐固化并将广大人民群众严格排除在外。

虽然从总体上看，特权阶层在当时的比重并不大，但其在瓦解党群关系并进而使党的宗旨和性质发生蜕变方面却起着难以估量的巨大破坏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