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治的情况太难得”

　　胡鞍钢心里深藏着“中国梦”。

　　在1991年《中国：走向21世纪》一书的自序中，他这样书写自己的报国情怀，“作为共和国承前启后的一代，我的个人命运始终与民族的兴盛与衰败、国家的光明与黑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中华民族的繁荣、祖国的强盛，既是我人生之路的目的，亦是我学术研究之宗旨。”

　　作为50后，他经历了大时代背景下个人命运的沉浮辗转。这其实也是这一代学者的特别之处，因为等60后进入青春期时，高考已经正规化。从此之后，成长才开始有规律可循。

　　1969年，16岁的胡鞍钢和北京十万知识青年一起奔赴北大荒农垦，开始他十年的“社会大学”。他干了七年的农工，也当过炊事班长、排长和副指导员。而后又被调到华北冶金地质勘探队，出没于穷乡僻壤、跋涉于山川沟壑，经历了两年异常艰苦的勘探工人生活。

　　生活艰辛单调，前途晦暗不明。即便如此，胡鞍钢始终没有放弃读书自学。他穷尽一切可以找到的文史哲书籍，珍惜每一个劳动的间隙。读纸质的书，也读中国社会这部“天书”。中国农村的贫困落后，中国农民的艰辛困苦，也引发了他对中国为什么“一穷二白”的长久思考。

　　这是他有志于国情研究的重要原因。胡鞍钢说：“这段生活让我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真正含义。”

　　1977年7月，邓小平提出了恢复高考的设想，为那一代人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会。钻探工人胡鞍钢找到了大队党委书记，“我要考大学。”

　　对方有点困惑，劝他想清楚。理由是胡鞍钢很可能列在涨工资的名单上了，这是中国1957年之后20年来第一次涨工资。

　　月工资42块钱的二级工笑道：“涨工资我可以让给别人，请给我一次考大学的机会吧。”

　　河北矿冶学院（今河北理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次年三月初才送到在野外勘探队工作的胡鞍钢手上。25周岁的大龄青年庆幸自己开始了第二次青春，最终还是走上了实现“中国梦”的知识报国之路。

　　这十年的生活对于胡鞍钢的影响显而易见。无论是给清华本科生开课，还是对中央国家机关司局级自主选学班讲座，胡鞍钢都会专门提到“文革”话题。“天下大治的情况太难得，太应该珍惜。”

　　他对国家发展的各种预测都有一个总前提，那就是社会环境长期稳定。“我与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同行交流两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谈到改革初期中国的工业远不如苏联，而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工业品出口国的时候，他们感慨万千。说，除了一些资源性像石油、天然气这样的能源产业之外，俄罗斯的工业体系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远超过第二次大战的破坏，现在的工业产出只相当于1991年俄罗斯工业总产出的88%。”

　　在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之春”已演变成为“阿拉伯之乱”。刚刚从埃及回来的本报摄影记者问胡鞍钢，埃及经济社会的乱象何时能平复，五年可以么？他摇摇头：“五年？那太侥幸了。”

　　中国要在稳定的前提下讨论改革。胡鞍钢说：“改革现在正处于一个关键的阶段，也是一个焦灼的阶段。”他认为改革下一步必须要对现有既得利益进行调整，而调整利益受损者与受益人之间的关系复杂而艰难。

　　他举例子，“1994年我去贵州毕节，它当时的水价就是9毛4，北京当时可能才几分钱。这合理么？这二者应该调过来才对吧。稀缺资源价格扭曲，改革就要调整。”他的批评后面肯定会跟着建言，“我们的政策建议是逐渐提高稀缺资源价格，直接增加对低收入人群的补贴，补贴到基本需求。避免其他的人群也搭便车。”

　　当然，这影响不了胡鞍钢的乐观，他近期的研究和计算仍然显示了中国社会的活力。其中有一条是对中小企业的描述：“主要要素价格基本放开，各类型企业充满活力；私营企业利润增长率去年最高，超过国有企业。”这与舆论中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生存艰难的情形相去甚远。

　　大概不止一次被问及这个差别，胡鞍钢一言蔽之，“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