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很容易，建言很难，把建言变成政策更难”

　　军队经商的深层根源在于中央财政吃紧。而中央财政问题的解决思路，来自于胡鞍钢与合作者的另一份国情报告。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的中央财政已经走到悬崖边。无论是财政收入占整个GDP的比重，还是中央财政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都在迅速下降，并处在新中国的低点。这期间，甚至发生过两次中央财政向地方借钱，并且借后不还的情况。“弱中央”状态直接导致的结果是社会保障、基本建设、基础研究和国防资金严重匮乏。

　　还有更深层的恐慌。“强地方、弱中央会有什么危险？苏联解体，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解体，一分为五。”胡鞍钢说，“20年前我们处在经济转轨的十字路口上，中国要避免这样的悲剧。”

　　1993年他人在耶鲁大学，和另一位政治学家王绍光一起撰写了一份《国家能力报告》。研究了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并提出了解决思路。这份报告被认为直接促成了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地方和中央开始按税种划分收入来源，影响全国、税源集中、收入较大的税种被收归中央。

　　“王胡报告”产生了巨大的后续效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开始发生逆转，地方特别沿海发达地区反对声浪铺天盖地，基层税务部门公务员们开始面临命运的赌博——到底是去“国税”还是“地税”？传媒报道，高层调阅，业内广泛讨论。时人文章曾评论其“真可谓举世瞩目。”

　　来自学界的争论和批评声浪很高。在一次面对面地研讨中，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张曙光研究员批评“王胡报告”推崇的“强（中央）政府”，会造成国家权力的膨胀和对个人经济自由权利的侵害。除此之外，胡鞍钢面对的批评还有“用集权分权来解释国家能力问题过于简单化”、“有国家万能论的味道”、“照搬西方国家模式做参照系”，等等。

　　分税制改革已经既成事实。今天检讨它近二十年的运行过程，主流的结论是“发挥了一系列正面效应，也积累了一些问题”。但这份报告背后的学理分野现在反而更加醒目，有舆论认为，围绕“王胡报告”的争论是“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的一次大规模交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正是这类交锋勾勒了两个政治坐标系的轮廓。

　　“新左派”的标签是推崇中国模式、国家主义；反对庸俗市场经济理论，认为市场应受政府规范调节；提倡人民主权，重视社会公平和弱势群体权益。除胡鞍钢外，人们认为这一派别还包括他的合作者王绍光，以及在他隔壁办公的另一位政治学学者崔之元。

　　2011年在新书《人间正道》里，胡鞍钢重新讨论了苏联解体的结果：“许多苏联自由化的鼓吹者原本想通过制度休克，与资本主义的自由世界接轨。幻想通过惊险一跃，摇身一变为美国那样的一流国家。幻想破灭之后，俄罗斯不得不面对沦为世界二三流国家的残酷现实。”他认为前苏联解体之路已成为中国的反面教材，“中国崛起的根本优势是制度优势”。

　　在接受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的采访中，胡鞍钢驳斥了“国进民退”的说法。他认为“国进民退”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它隐含的前提是零和博弈。这个命题来自于感觉，缺乏客观的全面的统计数据支撑和专业化分析。这二者在他看来是下任何结论的基础。

　　这些论述都被看做有明显的“新左派”特点，但胡鞍钢不以为然：“我并不认为自己是这个派或那个派。我是实事求是派，是务实派。我特别推崇邓小平务实的作风，应该像他一样考虑中国的大思路、大战略。充分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有机结合。”在采访中，他数次引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言论，每一条都能说出具体出处。

　　他的见解立场感明显，对中国道路的信心显而易见。然而推崇中国制度、中国道路的胡鞍钢恰恰也是中国体制弊端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李成博士曾这样评价，“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和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方面，胡鞍钢比这些（中国模式的）批评人士更加具有远见以及影响力。”

　　比如，他相当看重国企在中国参与世界竞争中的特殊作用，认为以国企为代表的中国的崛起已不可逆转。“中国的政治文化要求中国必须走自主性的道路，这样一种自主性决定了中国必然发展国有企业，作为后发国家，依靠私营企业很难与欧美日跨国公司比拼。”

　　但与此同时，他也是国企垄断、行业垄断、行政垄断的批评者之一。“垄断就是一种腐败，反垄断就是反腐败”，是他的著名论断。

　　早在1998年，他就曾直言不讳地给出这样的批评：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形势极其严峻，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其突出表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基尼系数快速增长；严重的腐败及其巨大的经济损失；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

　　他对中国社会现状有清晰深入的把握。胡鞍钢的乐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变得有分量。

　　“批判很容易，建言很难。把建言变成政策更难。”胡鞍钢并不避讳对自己的正面评价，“我觉得我基本做到了这一点。”同时，他也不忌讳其他学者对自己的批评，坦然地向记者推荐他的批评者，哪个问题可以去看一下哪位学者的文章，“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一下。”

　　目前他致力于“变成政策”的建言，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1995年他就和王绍光、康晓光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理念；1997年他与另一位学者邹平又进一步细化了这一思路。这一思路在制定“十一五”规划被确立为基本国策。现在国家“十二五”规划已确立了基本公共服务九大方面，并专门制定了专项规划。

　　从创意建言提出到最终成为国策，大约用了十年时间。“从社会科学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角度看，还算比较快的。”胡鞍钢说，“我并不是在强调这个概念是我首创的，是否有目的地将这些思路变为国家规划、公共政策，然后让人民受惠，这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