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议会在三五年后纳入决策层视野”

　　胡鞍钢、王毅代表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执笔的《生存与发展》，发表于1989年，有人评价为胡鞍钢的“开篇之作”、“成名之作”。

　　当年，与“摸着石头”改革的步伐相伴随，各种政策咨询机构应运而生。自1986年起，还是中科院自动化所博士生的胡鞍钢开始国情研究。他与小组中的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协同创新，率先将定性与定量、专家经验与数理统计、历史、现实与未来预测、国内情况与国际环境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引入了国情研究领域。

　　在经济增长成为第一要务的上世纪80年代，这份国情报告提出了中国将面临的四大危机：人口、粮食、生态环境和农业资源。在危机分析的基础上，胡鞍钢与合作者给出了若干结论——非传统（指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低度消耗资源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保证社会效益与社会公平的社会体系；合理开发利用资源，防止污染，保护生态平衡等。

　　在这篇报告中，他们首次提出了“持续发展”战略。“当时对中国发展有种错觉，以为只要一改革，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以为中国的现代化可以速胜。”胡鞍钢说，“实际上，现代化需要不断积累的技术进步、结构转型等等。”

　　《生存与发展》也引起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决策层的高度关注。1991年，北京电视台以《生存与发展》为蓝本制作的国情电视片，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1989年8月，胡鞍钢与他的同事又完成了题为《生态赤字》的国情报告，延续了“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在这份报告中，胡鞍钢用近乎严厉的语气预警，生态问题将是21世纪中华民族生存的巨大危机。如果不迅速采取重大的可操作性措施，逐渐缓解生态破坏的压力，那么不断增大的生态赤字将成为影响民族未来生存与发展的最大危机。

　　他希望中国能充分利用后发者的优势，避免重蹈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这一理想化的结果现在看来并未达成，但报告在绿色发展问题上起到了一种“启蒙”的作用。2010年瑞士日内瓦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波罗（Paolo Urio）在评价这份国情报告时称：胡鞍钢等能够在20年前向中国领导人发出严重的“生态赤字”预警是具有十分远见性，使我们（这些外国人）看到了中国绿色发展战略最初的思路，它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绿色发展”至今仍是胡鞍钢国情研究的重要关切。在最近演讲中，胡鞍钢使用了这样的比喻：在创新发展模式上，中国必须由“黑猫”变成“绿猫”，由黑色发展变为绿色发展。

　　哥本哈根会议之前的两年，他写了12份《国情报告》呈送有关决策部门。包括《中国应当公开承诺国际减排义务》以及《我为何主张公开承诺减排》等。同时，他还是国际能源组织撰写《2009年全球能源展望》报告的国际顾问。

　　他曾在生态问题上一语成谶，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中国绿色发展的乐观态度。《2020：一个新型超级大国》的预言之一，就是中国8年后将建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批判现实的基础上持“中国前景乐观论”，在独立研究和与政府良性互动间保持平衡，这是胡鞍钢的“标签”。

　　有媒体评价，解读中国政策走向最好去看看胡鞍钢的国情报告，他的提议会在三五年后纳入决策层视野。这种影响力不仅来自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测，也来自于他对中国政治生态的深刻洞察和敏锐直觉。

　　1995年，胡鞍钢撰写了一本名为《中国下一步》的著作，分析后邓小平时代中国将面临的重大政治经济挑战。“当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下一步怎么走，关键变量在邓小平。”胡鞍钢对记者回顾，“相对于人事安排，我的书倾向于讨论制度安排。领导人交替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制度建设实现平稳过渡。”

　　书中讨论了中央和地方关系、军队和国家的关系、发达和欠发达地方的关系、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的关系，并直言了其中掣肘之处。他坚决反对军队经商，将其形容为“建国以来自毁长城的重大失误”。

　　因为涉及内容十分敏感，1995年该书在大陆出版时，有关“军队经商”的内容被全部删除。但不到3年，即1998年中共十五大之后，中央明确叫停了军队和武警部队的经商活动。

　　“平稳过渡”与“制度安排”仍是胡鞍钢现在国情研究的关键词。十八大之前，他所带领的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先后编发了17篇《国情报告》，为十八大报告提供重要观点和建议，也为中央领导集体新老交替的“三化”（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提供了历史背景、历史经验和历史逻辑。

　　他是中国目前能影响国家决策的少数学者之一。有人在微博上这样评价：“中国经济正在经历激动人心的变革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既需要纵观全局的战略思考，也需要贴近现实的密切跟踪与记录。历史藏于细节之中，在宏大的叙事与细节结合方面，他（胡鞍钢）的观察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