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以史为鉴有自我反思

辽宁日报：就中国当下的形势和问题而言，《旧制度和大革命》能为我们提供什么启示？

辛 鸣：读历史书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个人比较关注的是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警惕经济繁荣可能带来的社会危机。今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成就很大，但是社会状态却并不让人欣慰，甚至有些矛盾问题还很尖锐很激烈。我们有很多党员干部对此感到委屈，甚至认为是有些老百姓昧着良心说话做事，于是对托克维尔书中讲的“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很有认同感。这确实是托克维尔书中一个很有见地的观点。经济的繁荣必然要求政治和社会相应进步。如果经济发展了，但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跟不上，爆发矛盾与冲突是迟早的事。其实邓小平晚年也讲过类似的话：“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对此，我们正确的做法是在政治发展、社会发展上下大功夫，而不是因噎废食停滞不前。

第二，要通过限制特权来化解社会情绪。大革命前的法国贵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已经完全不承担事务与责任了，可是其免税、免役、盘剥农民等等的特权却有增无减，变本加厉。托克维尔在书中讲道：“摆脱了这帮人，另一帮穿黑袍的人又出现了，而且夺走了他的收获的绝大部分，请设想一下这位农民的处境、需求、特征、感情，并计算一下，若你能够的话，农民心里郁积了多少仇恨与嫉妒。 ”在今日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60余年的背景下，如果我们一些人依恃特权趾高气扬、为所欲为、不思收敛，就会引发群众情绪上的反感甚至出现行动上的反对。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转变工作作风，出台八项规定，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很重要的举措之一。

第三，谨防基层官员滥用权力成为社会问题爆发的导火索。托克维尔在书中描写了当时法国社会官员中最下层的税收员的行为，可谓入木三分。 “在那些高居人民之上的人面前是那样温良恭俭让，当他对下层阶级尤其是对农民下手时，却常常是冷酷无情，并且总是猝不及防”。 “他们是牺牲品，但同时又以暴君自居，并且甘之如饴”。我们不主张简单比附，但是这样的描述在今日中国社会并不是完全没有影子。现在中国社会干群关系紧张的爆发点往往在县以下，这与我们的干部结构和分工有关系，最大多数的干部要在县乡这一层面与群众直接面对面。但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行为规范尤为关键，因为在群众心目中他们就是党委和政府。可是体制运行模式和利益结构压力又使得他们的行为往往很难规范，权力运用往往容易失当，很有可能在一件小事情上就引燃社会中已经潜存的怒火。因此，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予以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