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才能解决后顾之忧

　　2011年10月27日，住建部部长姜伟新在接受全国人大专题询问时表示，个人住房信息系统的建设比预想的要艰难，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信息安全，需要专门研究。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信息联网的困难从来不在技术上，使用这些信息的“后顾之忧”才是反腐道路上的“拦路虎”。

　　2012年12月，在广州“房叔”蔡彬事件中泄漏其房产信息的责任人被调离岗位并被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据报道，这名责任人被问责是因为在此事中受他人请托，利用工作之便违规泄漏了个人信息。此处的“规”是指《出具家庭成员名下房产情况证明业务流程》。

　　吕艳滨表示，广州相关部门“以这样的理由问责，是完全成立的”。尽管官员的房产信息不能算隐私，应当公开，但是应该按照法定的程序来公开，不能因为现在缺乏公开官员财产的相关制度就随意泄露别人的信息。

　　但是，倪星认为，以“内部业务流程”为依据进行问责，“很要命”。实际上，当官员家庭财产公开未能法律化、制度化时，一些部门以“保护个人信息”为名出台内部规章、红头文件反而更能得到贯彻落实。

　　于是，反腐可能就此陷入窘境，一方面要求官员公开家庭财产停留在原则上，仅限于社会呼吁；另一方面，掌握这些信息的部门、机构担心被追责“不敢”提供，而公众也因为缺乏必要的“证据”不能监督。

　　“谁有权查阅什么程度的信息，现在都是由不同的部门自行掌握。”吕艳滨表示，法律上没有明确的授权性规定，而国家层面也没有统一的制度安排，现有的技术手段和信息都无法得到充分利用。

　　齐骥曾坦言，个人住房信息系统中除了住房以外，不含公安、民政、税务等信息。下一步要想实现全方位信息系统，仍需要法律支持。

　　“现在法律上没有授权某一个部门将这些信息进行汇总整合，更没有明确这些信息应该怎样利用，以及泄漏之后责任怎么追究。”吕艳滨说，这些问题不通过顶层设计解决，相关部门很难“积极主动”地推动信息联网共享。

　　吕艳滨认为，个人信息应该根据对人身、财产的影响程度进行分级，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但对官员来说，他们的家庭房产信息却应该让位于公众知情权，应该从便于公众监督的角度设置保护路径。

　　“因此，个人信息系统中关于官员的信息，可以按照级别职务，由组织人事部门收集录入，哪些信息公开、哪些可供查阅，可以由一部廉政方面的特别法来规范。”吕艳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