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初，党中央“决定陈云任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陈云年谱》上卷第38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当时“不少同志得知陈云同志这一调动情况时，都表示不理解，认为：陈云同志在中央组织部干得好好的，怎么又调了呢？”（刘家栋：《陈云在延安》第18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关于陈云的这次工作变动，历来有“排挤说”和“加强领导说”两种不同诠释。

　　当时，陈云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康生兼任中央社会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每次向中央社会部介绍七八位干部，通常要被退回三四位，被退回的同志思想压力很大。陈云特意派中组部干部科负责人王鹤寿找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转达陈云不同意以“左”的眼光看待干部的做法。中央组织部派往中央党校学习的干部，也经常被以家庭出身不好或本人社会关系复杂为由退回。陈云要王鹤寿当面对负责中央党校干部工作的同志说：“经过中央组织部的调查研究，决定介绍入中央党校学习，你们不接受，是党内不正常的现象，你们的理由也是站不住的。”（王鹤寿：《沉痛悼念陈云同志》，《人民日报》1995年7月21日）有的同志据此认为，陈云不同意和抵制康生对干部的错误估计和做法，导致受到康生等人的排挤并调动工作。据笔者考查，陈云抵制“抢救运动”扩大化，引发与康生意见相左加剧，发生在1943年7月15日康生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之后，而毛泽东首次提出“今后，陈云的工作转入生产方面”（《陈云年谱》上卷第361页），是在1942年8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况且，此时陈云和康生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在此后选出的中共七大政治局委员中，陈云排在五大书记之后（并非按姓氏笔画排名）。两个月后，又经毛泽东提议增补陈云（和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是故，“排挤说”缺乏过硬证据，难以令人信服。

　　另一种观点是关于“加强领导说”。《陈云传》指出：“让陈云主持西北财经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对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说来，面对国民党当局经济封锁的严峻形势，发展生产已成为突出问题，而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又担任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不可能很多地顾及这方面的工作。”（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第35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从这些情况来看，党中央委派陈云主持西北财经工作，加强经济工作领导意图明白无疑。而毛泽东早在1942年即有此提议，时隔一年多之后再次提议、力促成行的事实显示，此乃谋划已久的重大战略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