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由此看来，完善分税制改革带动经济改革，还将推动整个体制改革。“均衡三角”的经济民主制衡机制，对政治民主建设也能起到应有推进作用吗？

张富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经济民主制衡机制的形成，是为确保完善分税制条件下三大财税区公平有序地竞争。然而，按照马克思主义一切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经济问题的观点，民主宪政的本质与核心内容当是经济民主。西方流行的政治制衡，七拐八弯最终还是落到经济制衡上，说到底还是为了解决政府失误和公权私用问题。但不管怎样，都是秋后算账的一种事后纠错机制。而区域“均衡三角”经济民主制衡机制的形成，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出于本身基本经济权益的争取与维护，其区域机会均等、分配均衡和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所形成经济民主制衡的倒逼机制，直奔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公平与效率的主题，较之政治制衡应是一种事前纠错机制，完全能够更好实现民主政治与决策的高效率，按说还是实现国家层面民主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的一种好形式。

记者：这种把国家层面民主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完全符合十八大精神的基本要求。请您再给具体展望展望？

张富泉：大而言之，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天在全球已是仅次于美国的庞大经济体，只有也只能靠制度、靠法律来管治，不然任何超强本事的人都不可能待奉得过来。这就要发展更广泛、更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实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新突破，如果构建三大横向财税区并按常住人口实施地方财力公式化规范化分配，建立制度体系先从理顺央地、地地财权事权关系入手，建设法治政府先从调整政府与市场、企业、社会的关系做起，就不会把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搞成两张皮，往往更能产生双赢和相得益彰的效果。比如，构建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三大横向财税区，同时又能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健全人民民主，提供一种“均衡三角”的经济民主制衡机制。像对“1+3”财政预算与发展规划的科学制定，首先就极具聪明智慧的挑战性。如果不能广纳博采、选贤任能和集中智慧，就不可能做出兼具效率与公平的聪明型成长方案来，而不具实际指导意义或三大财税区不能摆平或在某个区域内摆得不具比较效益的规划，都将遭到责难甚至难能通过。这就势必造就一种人才脱颖而出、创新与智慧迸发涌流的，国家层面民主同基层民主互动的民主时代。

同样，不具参政议政代表能力者则意味着被代表方利益的受损等，都将起到激发人才辈出、强化经济民主机制的奠基作用。而对“1+3”规划的实施过程，“均衡三角”经济民主制衡机制又是全方位全程的监督，掌握着经济社会发展权、土地、资金调配权和财政大权的一些重权部门，都将倒过来被置于多方监督之下，则将广泛起着矫正行政行为和社会清流的作用。而且依托“均衡三角”经济民主制衡机制，通过对全国财政预算与经济社会发展“1+3”规划与实施的审议与监督的过程，经济发展将主要由地方担当，国家勤政于调控，完全能够形成民主集中和谐统一的中国特色的经济民主制度。这正如中央政研室郑新立副主任所评价的，这种改革“仅限于中央财政对地方预算分配方式方法与国家规划体制的某种改进，或者说只是政府宏观管理适应区域市场公平竞争和促进全国市场统一的必要调整，改革成本与涉及面极小，但却能起到完善经济民主机制、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与统一的‘四两拨千斤’的效用，因而应是完全可行的”。

记者：看来完善分税制确是能够带来最大红利、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新突破。问题是按照“三步走”战略部署，“第三步”现代化建设需选择在达到小康后的新时期。请问基本小康与全面建成小康有没有不同，您认为转向这种完善的分税制应选择怎样恰当的时机？

张富泉：党的十八大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了五位一体推进的目标，并首次把全面建成小康和全面深化改革两大目标并提，可见完善分税制改革的新突破已是当务之急。应当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当年邓小平提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千美元的基本小康，要更全面也更加强调要夯实基础。但不管怎样，在2000年实现前两步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后，就要“反过来”实施横向区域财政横向均衡的拐点是确立的。事实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在强调中西部地区加快建成小康社会；而在初步进入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东部沿海地区，要实现新的更高层次的发展，也越来越离不开中西部内地小康社会的加快建成。因此，现在正是沿海帮助内地共同发展富裕的好时节，只有按照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部署，尽快构建沿海帮助内地的三大横向财税经济区，实施与国际接轨的按常住人口分配的区域财政横向均衡制度，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加快现代化建设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