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因此说它是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突破口。那么，这笔改革的巨大红利是怎么计算得来的呢？

张富泉：比如，改革现在按财政供养人口计算地方财力的老套路，实行与国际接轨的按常住人口分配地方财力，人口居住哪里就能把财政公共服务带到哪里，农民进入沿海和城市，既能把当地蛋糕做大，又能增加常住人口让蛋糕分得更多，还能带来消费增强经济拉动力。这样，先一步发展起来的沿海地区和城市，就再也不会采取“劳动承接、户籍拒绝”的作法，那么常年往返于城市打工地与农村户籍地的候鸟型农民工现象也将不复存在。计算这笔账，全国将有约2.5亿劳动人口，而且按第五次人口普查其中占82.1%的约2.1亿来自于中西部农村的沿海游动人口，则将稳定地转入沿海地区与城市安居乐业。由此来看，通过这一完善分税制的改革措施，从根本上消除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双重二元结构固化的体制机制障碍，让人口自由流动“用脚投票”的规律发生作用，势必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相应带来差距收敛、生态恢复与社会和谐等众多良效。

比如，由此可带来城镇化速度和质量的全方位提升，以之计算全国合符经济规律和国际标准的城镇化率，将由目前按户籍人口的35%左右提高到按常住人口的51.27%，再加上长期被压抑的不合规律和常例的城镇化滞后值的12.31%(施建刚等，2012) ，即按国际一般标准正常值的城镇化率应达到63.58%的水准，实则意味看全国城镇居民将增加约4亿人口。再按全国城镇人口消费约为乡村人口3.6倍计算，则相当于全国消费在现有基础上翻番，仅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一项，每年就可增加约20万亿元。同时，由于按国际惯例以常往人口分配地方财力，也就像国际上一样在哪里就业一般就在哪里安家。这样，以往进城打工者收入不能大量用于就业城市购房安置等长期性消费，致使巨大的消费资金转化为农村自建房等分散性投资的现象，同样将从体制机制上得到遏止。这笔账按2.5亿打工者人均每年2万元共计达5万亿元，加上农村建房各种连带性投入和国家用于此种乱占滥建损坏耕地与环境的耕地整理与生态修复等的必需投入，按保守估计亦不下于5万亿元。这样算来整个可预期的转化农村分散性无序投资为城市有效消费需求每年又有10万个亿。这10万亿加上以上所说的20万亿，也就是以上理论概算的可增加消费30万亿元。由此一来，整个经济发展将进入消费为主动力的常态化良性循环，沿海城市地区将更加成为产业与就业、人口与消费的集聚集中地，几大上亿人口级的现代化城市群的崛起，将使我们的综合国力进一步得到很大提升。另一方面，什么“候鸟型农民工”与“三农”问题、荒漠化灾害与生活面源污染问题、“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有碍生态、有损尊严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都将不再存在。环绕或寄生于这种体制上的相关权力部门与人员经费，也会因为按财政供养人口分配的旧体制消亡而消失，仅每年用于这方面的税费开支就可节省数千亿甚至上万亿元。像这样加减乘除总算下来，此项完善分税制改革所带来的积极引致效应和经济红利，的确会不亚于再造一个沿海。

记者：按说阻碍人口自由流动的是户籍管理问题，有关方面正在加紧研究制定相关措施。这样用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直接化解人口流动问题不是更好？

张富泉：以上改按常住人口计算地方财力分配的建议，纯粹是由邓小平战略设计的逻辑路径推导出来的，凭十几年潜心研究的理论勇气我敢断言：如果不能实现完善分税制改革的再突破，不从调整央地、地地财政分配关系的根本利益机制入手，单凭户籍制度改革很难达到推进城镇化规律性发展的预期。因为看起来是户籍制度在障碍着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人的自由流动和迁徙，实际上却是附着在这种户籍制度之上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等公共财政制度，诸如子女上学、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以及最低生活保障和救济等公共服务由谁来担当的问题。正是这种按财政供养人口而不是按国际惯例以常住人口计算地方财力的分配方式，造成地方利益分割的刚性，才导致多年来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双重二元结构的固化。